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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儒家與法家
在中國哲學史上從子學時代到經學時代過渡期間，[1]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義決獄潮流在把禮與法這兩種治國方略結合起來的同時也把儒法這兩個雖有師承淵源卻又近乎勢不兩立的學派聯系在一起。無論是「焚書坑儒」 還是「獨尊儒術」均未使儒法兩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終於握手言和，這既是因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為彼此需要互補，共同完成治國平天下的大業。於是，為了永結同心，儒家傳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關系相對論，由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繼承了法家的君臣關系絕對論，以便使儒術能為「馬上得天下」（漢高祖語）的霸主採納，同時，漢儒把律學作為家學發揚光大，既使法家系統的法律得以實現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說的那樣，使古代法的倫理結構得以重建。[2]可以說，漢儒既是儒家的傳人，也是法家的傳人。
本文擬討論陳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時提出的「儒學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進而發表本人對相關問題以及 「德治」與「法治」的淺見。
一、 關於「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說從陳寅恪開始，瞿同祖對這一命題進行了詳盡的發揮。陳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指出，「古代禮律關系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採用之，輾轉嬗蛻經由（北）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統不祧之正統。」[3]不過，陳先生講的儒家化是從晉而非從漢開始的。瞿同祖的主張大體相同，但他認為漢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漢代已開其端……」 「中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說是始於魏晉，完成於北魏、北齊，經歷了三個半世紀，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說，「中國法律之儒家化經魏、晉南北朝已大體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國學者布迪與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觀點，他們指出，雖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內容為中國法律所保留，但在整個帝國時代，真正體現法律特點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
關於漢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認為，在秦漢時代，中國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漢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為法律不能被隨意變化，從而採用了以經義決獄的方法。梁治平卻認為，董仲舒的引經斷獄往往不是因為當時缺少可資援用的法律規范，而是另有緣故。這緣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們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純正精神，卻很難歸結為當時的法律是非儒學的乃至反儒學的。董仲舒援引經義都只是辨明事實，而不曾以經義否定成法。[7] 台灣學者徐道鄰認為漢代引經決獄有三個原因，一、律令發展太快，人們來不及深入理解；二、漢王朝崇尚儒家經術，而儒家認為經書的權威高於法令；三、秦漢之際，儒家學者本來就很多。[8]
另外，漢代的大儒都寫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對者，他們為什麼對寫法律章句感興趣呢？這是大可尋味的。這是他們以此對法律的適用施加影響，用儒家的思想觀點左右法律的實施的積極方式。[9]梁治平認為，古代的律學，不論所採取的形式為「大義微言」，為「章句訓詁」，或者為「疏議」，為「講義」，其要旨在於發掘律文的道德意蘊，其結果，一方面是保證更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強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統傾向。[10]
關於法律儒家化的後果，季衛東認為，漢代 「以禮入法」改革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儒法合流形成了一個法制多元主義架構。[11]不過，他不無遺憾地指出，中國學者「對『以禮入法』所引起的中國秩序原理的變化及其深遠的意義似乎沒有充分展開討論。」[12]也許，武樹臣的觀點可以作為朝這一方向進行討論的一個提示。武樹臣在討論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和實踐時指出，董仲舒以「春秋決獄」的方式恢復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而且還由此形成了新的法律樣式的雛形——成文法與判例法相結合的「混合法」。[13]
二、 關於「儒學法家化」
余英時首先提出「儒學的法家化」這一與「法律儒家化」相對的觀點。他解釋道，「儒學的法家化」不是單純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遠在先秦時代，荀子「王制」和「正論」兩篇已給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統中安排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14]
身為儒家而發揮法家「尊君卑臣論」的代表人物有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余英時把叔孫通算作漢代第一個法家化的「儒宗」。[15]他認為，叔孫通這位「與時變化」的「聖人」把「尊君卑臣」變成了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16]
可以說，如果不是叔孫通的禮儀，漢高祖即使擁有法家用法、術、勢熔鑄的絕對君權，也不容易感到自己當皇帝究竟有什麼威風。儀式、程序使得君主的實權得以演練出來，使臣民在耳聞目睹中受到尊君的「教育」，從而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中獲得敬畏的心理，由此才能達到「大禮崇敬」的效果，使草民不敢犯上作亂。禮作為「教」，只有經過「儀（式）」的表達，方可達到目的。叔孫通制禮儀，使曾對秦王朝犯上作亂的逆臣劉幫實實在在體會到了儒家的好處，為儒家得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一切依法辦事的秦始皇雖然仰仗法家的鼎力相助建立了天下統一的功業，卻也因法律缺乏應有的彈性而給新生的政權樹立了太多的敵人。漢朝之所以能有相對較長的國祚，是因為儒家的加盟為刻板的法律帶來了古代經義中蘊含的道德變數，使得對罪的認定從過分強調客觀行為，到「原心定罪」的主觀考查同時進行，從而大大增加了定罪量刑的靈活性。儒家化的法律實現了剛柔相濟。君主並未因法律的彈性而損失絕對的權力——因為靈活處理案件的最終權力仍然保留在作為首席法官的皇帝手裡，倒是皇權有了德主刑輔這一陰陽並舉的有效載體。
余英時還把公孫弘列為「儒學的法家化」代表人物，他指出，公孫弘真可以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 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任何情況下他都不願意損傷君主的尊嚴。[17]先秦儒家的君臣觀在董仲舒手上也經過了一番徹底的法家化。[18]
清代的學者如何焯和沈欽韓都力辨公孫弘本是雜家或刑名（法）家，並非真儒者，余英時說這一點並非關鍵所在。他認為，公孫弘之所以能致身卿相，正是由於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史記·儒林傳》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大批的法家改頭換面變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學的法家化。[19]但是，如果這位公孫先生果然是法家而打出儒家的招牌，豈不正是法律儒家化的證據？至少，儒學的法家化一定程度上是法家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說，這是法家的法家化。
對於作為法律儒家化證據的「春秋決獄」，余英時卻以其作為「儒學的法家化」的證據。戴震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又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余英時指出，漢代的「經義斷獄」比戴東原說的還要可怕，人不但死於法，而且同時又死於理。這才是「更無可救矣」 ！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斷獄」（又叫「春秋決事比」 ），把春秋完全化為一部法典，更是儒學法家化的典型例證。[20]余英時這樣說，似乎《春秋》本與法律無關。其實，董仲舒潛心鑽研的《公羊春秋》本來就崇尚法制。也許可以說，《公羊春秋》本來就是亦儒亦法的。董仲舒只是將其順理成章地運用於司法實踐罷了。[21]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在其與時俱進的嬗變中不斷將其在荀子的著作中表達的「隆禮重法」傾向發揚光大，並不需要法家為其補充法制的思想。[22]可以說這是儒家的自我修正，而不一定是象余英時所說的那樣屬於「儒學的法家化」。
針對漢朝酷吏張湯以「腹誹」為罪，董仲舒通過「經義斷獄」把刑罰對象直指人的內心，余英時進一步指出，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遭到的無數「文字獄」不正是根據「誅心」、「腹誹」之類的內在罪狀羅織而成的嗎？追源溯始，這個「以理殺人」的獨特傳統是和漢儒的「春秋斷獄」分不開的。換句話說，它是儒學法家化的一種必然的結果。[23]
董仲舒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推廣到其他社會關系方面，於是就產生了著名的「三綱」之說，《春秋繁露》的「基義」篇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這就是後世儒家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的教條。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攻擊「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余英時認為，儒家「三綱」之說淵源於此。由此可見，董仲舒所要建立的尊卑順逆的絕對秩序根本上是儒學法家化的結果。[24]現代人都說中國君主專制的傳統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這話不知道算是恭維儒家還是侮辱儒家，至少韓非的「孤憤」之魂一定會委屈得痛哭的。現代人之所以讀錯了歷史，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叔孫通之流「緣飾」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歷代帝王中很少有人象漢宣帝、明太祖那樣坦率可愛，肯公然地說：「決不施仁政」 ！[25]難怪朱熹說，到他那時為止的一千五百年之間，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26]
章太炎指出，明清兩代儒法在政治上互為表裡的歷史事實，則是無可否認的。余英時進一步說，儒學的法家化不限於漢代，它幾乎貫穿了全部中國政治史。[27]
三、 關於「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
在《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一書中，梁治平各以一章篇幅談「道德的法律化」 和「法律的道德化」，使得法律與道德在中國法史上的雙向滲透得以完整地揭示出來。這一過程也許可以說成是儒法兩家思路的互補性平行推進，共同鋪就封建制度的兩條路軌，從而實現法律與道德、禮與法、法治與德治、儒家與法家、術與治、政教與刑罰、隆禮與重法的合題。
關於「道德的法律化」，梁治平首先強調秦漢法律中都有合乎儒家精神的內容，進而指出儒法兩家共同參與了秦漢年間漢民族新的價值體系的重建。他根據沈家本《漢律摭遺》的考證，認定「不獨漢律中多有合於儒家精神的內容，秦律也不純是非儒或是反儒的。」[28]梁治平又根據雲夢秦簡「法律答問」以及「封珍式」的部分案例得出結論說，秦漢法律即使『純本於法家精神』（瞿同祖語），內中亦有許多基本上也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不但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而且表明了它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特別是表明了漢民族於秦漢兩朝數百年間，為完成歷史轉變，共同建構新價值體系所作之努力的同一性與連續性。[29]
梁治平認為，在用法律執行道德方面，秦先於漢。他指出，雖然在秦代的法律裡面，確實有些內容與儒家倫理相悖，我們卻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秦法是在系統的反儒思想指導下制訂的。因為事實上，我們不但發現儒、法兩家思想在一些更為基本的問題上保持著一致（往往是無意識的），而且在秦、漢的法律裡面，也可以發現不少一般說是合乎儒家倫理的信條。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秦人自覺地運用法律來執行道德，實際是走在了儒家的前面。早期儒家雖然沒有完全地排斥法律的功用，畢竟由於過於熱誠地推崇德治而表現出輕視刑政的傾向。從這一意義上講，漢儒後來在法律中重建價值體系，確立以刑弼教的原則，雖然是遠承三代之傳統，卻也是直接受秦制影響的。[30]陳寅恪甚至認為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他說，《中庸》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於秦始皇之身得以實現。[31]
四、儒法兩家的異同
（1）儒法兩家的差異。關於儒家何以受歡迎，法家何以受抵制，李約瑟有很有趣的評論，他說，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如果對儒家不斷的陳詞說教感到厭煩，那末只要一讀法家的著作，就會回頭來對儒家表示熱烈歡迎，並體會到儒家的某種抗拒暴政的深刻的人道主義了。[32]
侯外廬從如下幾個方面講到儒法的不同。他說，禮在於『別』，而法在於『齊』。[33] 禮和法是不同的統治階級的工具，『禮』是舊的貴族專政的法權形式，即區別貴賤尊卑上下的法度；『法』是國民階級（貴族、自由民、手工業者）的統治人民的政權形式。從禮到法的轉變具有一系列的斗爭，一方面，從晉鑄刑鼎，鄭作刑書以來，所謂棄禮用法就遭受公族的反對，說這樣就破壞了上下之別，貴賤之度，長幼之序；另一方面，法家刑公族以為法，廢公族以立威。[34]侯外廬認為，以氏族貴族與國民階級的矛盾為時代的危機，是諸子的共同看法。但儒家把危機的責任委之於破壞禮樂的小人，而法家則以危機的罪過歸之於虧法擅為的氏族貴族；儒家以禮樂為調和矛盾的平衡器，而法家則以法術為解決矛盾的手段。[35]
馮友蘭解釋了兩家的不同功能。他說，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范圍。儒家學說的專用范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法家學說的專用范圍則限於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36]
（2）儒法兩家趨同之處。漢儒在為儒家思想尋求行世機會時逐漸從原儒的君臣關系相對論過渡到君臣關系絕對論，於是就與法家殊途同歸，都主張為了君主一統天下而厲行思想專制。有趣的是，法家發現，為了君主的一統，必須禁絕儒家；儒家發現，為了同樣目的，必須根除法家。這一點可從比較李斯與董仲舒的兩段話看出來，只是李斯的主張里多了對違禁者的嚴厲處罰：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在一份奏章中說，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之制，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引文中有刪節）
據《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在上書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引文中有刪節）
另外，瞿同祖認為，在秦漢時代，中國法律是法家化的。陳寅恪卻認為，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也許，兩位學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立論與其說是表明儒法兩家的不同，不如說恰好證明兩家有內在相通之處。個中原因，也許正象梁治平所言，儒法兩家共同參與了秦漢年間漢民族新的價值體系的重建。
五、余論
陳寅恪、瞿同祖講「法律儒家化」，是因為站在儒家立場上看漢、晉時代儒家對法家傳下來的法律的改造，看到了「法為儒用」的一面；余英時講「儒學的法家化」，是因為站在批判法家的立場上，看到了儒家思想中法家的一面。對諸如春秋決獄這樣的史實的不同見解，恰好說明這一史實具有的豐富意義。正是通過不同的釋義，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正象儒法兩家可以互補一樣，學者的不同解釋也可以互補。在這一意義上，梁治平對法律與道德的互動作出的精彩分析，為我們深刻理解中國法文化史提供了恰當的框架。
也許，我們看到的儒法對立只是一場外行看熱鬧的誤會，在時代變遷中兩家為了使自己從理論化為現實社會的動力而有意無意形成的精神深處的契合，才是它們關系的真實寫照。由於兩家最終都採取為君主服務、又借君主實現自己的理想的策略，使得它們終於彌合了因分別強調道德自覺、法律強制而造成的分裂。
其實，無論是儒家強調的德治還是法家強調的法治，歷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於「德」或「法」，而在於 「治」。德、法其實都是「術」，「治」才是目的。而傳統中國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時代必須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德治、法治。要實現從治民到民治，也許我們非得在儒法兩家之外另闢蹊徑，在傳統意義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謀求另類思維。
㈢ 秦記老西安雞絲涼皮怎麼加盟，有人給個加盟熱線嗎
涼皮是陝西，河南，甘肅非常受歡迎的傳統小吃。一些地區因方言發音不同而稱「釀皮」，以陝西涼皮最為著名。口味有麻辣，酸甜，香辣等各種口味。 涼皮歷史悠久，據說源於秦始皇時期，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冬天吃麵皮你能保暖，夏天吃你能消暑，春天吃你能解乏，秋天吃你能涼皮,涼皮去濕，涼皮真可謂是四季皆宜、不可多得的天然綠色無公害食品。《本草綱目》上說：米能養脾，麥能補心。根據原料選用和製作方法的不同，各地叫法也不同。陝西涼皮為傳統特色小吃之一，多使用小麥麵粉製作，也有米粉或其他澱粉製作的。
一般涼拌食用（但在漢中地區，熱食更為廣泛），種類繁多，製作方法各異，調拌也各具特色，口味不同。主要有：麻醬涼皮、秦鎮米皮、漢中麵皮、岐山擀麵皮、麵筋涼皮等。
涼皮歷史久遠，涼皮傳說源於秦始皇時期，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相傳有一年陝西戶縣秦鎮一帶大旱，稻穀枯萎，百姓無法向朝廷納供大米，有個叫李十二的用大米碾成麵粉，蒸出麵皮，獻給秦始皇，秦始皇吃後大喜，命每天製作食用，形成了久負盛名的傳統小吃。
㈣ 秦記小橙子辣條加盟哪個項目好
就直接選擇老伍辣條。有獨特的製作工藝。就這的辣條，更具有特色。
㈤ 史記對我們的幫助有哪些
《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中國古代史傳文學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初具規模，記言為《尚書》，記事為《春秋》， 其後又有編年體的《左傳》和國別體的《國語》、《戰國策》。但是，以人物為 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卻是司馬遷的首創。《史記》的出現，標志中國古代史 傳文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高峰。
《史記》是傳記文學名著，但它具有詩的意蘊和魅力。《史記》指次古今， 出入風騷，對《詩經》和《楚辭》均有繼承，同時，戰國散文那種酣暢淋漓的風 格也為《史記》所借鑒，充分體現了大一統王朝中各種文學傳統的融匯。
《史記》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強 大的動力。
司馬遷作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史記》一書中大力弘揚人文精神， 為後代作家樹立起一面光輝的旗幟。《史記》所滲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 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捨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於犧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志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記》中一系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從不同側面集中體現了上述精神， 許多人物成為後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對象，給他們以鼓舞和啟迪。
《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範，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寫作技巧、文章風 格、語言特點，無不令後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從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後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對《史記》推崇備至，他們的文章也深受司馬遷的影響。 《史記》在語言上平易簡潔而又富有表現力，把許多詰屈聱牙的古書詞句譯成漢 代書面語，還適當地引用口語、諺語，顯得生動鮮活。《史記》語言多是單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對仗工穩，亦不避諱重復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為如 此，歷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評駢儷文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糾正艱澀古奧文風時，都要 標舉《史記》，把它視為古文的典範。
《史記》的許多傳記情節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為後代小說創作積累了 寶貴的經驗。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許多基本手法，在《史記》中都已經開始運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語言，通過具體事件或生活瑣事顯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於矛盾沖突中加以表現。從唐傳奇到明清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安排、 場面描寫等方面都可以見到《史記》的痕跡。同時，古代作家還從寫法上探討《 史記》與小說的關系，得出了許多精闢的結論。
《史記》的許多故事在古代廣為流傳，成為後代小說戲劇的取材對象。元代 出現的列國故事平話，明代出現的《列國志傳》，以及流傳至今的《東周列國志》 ，所敘人物和故事有相當一部分取自《史記》。明甄偉的《西漢通俗演義》，也 是大量利用《史記》中的材料。《史記》的許多人物故事相繼被寫入戲劇，搬上 舞台，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後來 的京劇也有不少劇目取材於《史記》。總之，《史記》成為中國古代小說、戲劇 的材料寶庫，它作為高品位的藝術礦藏得到反復地開發利用。
兒子：「爸爸，《史記》是什麼?」
爸爸：「笨蛋，死記就是死記硬背，不會靈活掌握，懂嗎！」
史記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
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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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能讓我們了解到什麼?
讀史使人明智，史記是一本不平凡的史書，第一遍讀，你可以了解道中國上古到漢朝的很多歷史事件，但我更覺得生活在其中每一篇章中的人物，他們或智慧，或技藝精湛，或辯才出眾，或目光長遠，或捨身取義。這是一副活著的巨大歷史畫卷，越看越讓人著迷，越看越讓人嘆服：認識到自身的渺小與笨拙，古人的俠肝義膽與浩然正氣。慢慢的，你對世界的看法也會改變，你對人生的領悟會不同，你會變得豁達，心胸變得寬廣，看問題變得冷靜客觀全面。史家之絕唱，史記會讓你的生活變得豐富，讓你變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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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帝本紀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雖然有點難懂，不過我覺得是給我們一種品格，精神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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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中的故事中可以作為論點的有哪些?
一、不同時代、不同經歷的人都會從《史記》中找到自己欣賞的側面，而在共同的時代背景下，又總可以發現一些為大家所共同關心、共同贊賞的東西。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史記》的閱讀、研究與各類學校中的《史記》教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可以說是盛況空前。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史記》中最鼓舞人心、最令人贊賞的有哪些方面呢？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編的高中語文第六冊的一篇題為《司馬遷與〈史記〉》的小文中說到了四點：其一是它所表現的進步民族觀，它認為我國境內各民族都是黃帝子孫、都應該地位平等、和睦相處，反對壓迫、反對掠奪；其二是它所表現的進步經濟思想，它認為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強大的是經濟，它反對片面的「重本抑末」，主張「工、農、商、虞」四者並重，它高度評價工商業者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為他們樹碑立傳；其三是它所表現的強烈的民主性與批判性，它批判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朽黑暗、鉤心斗角，反對以擴張掠奪為目的的侵略戰爭，他重視下層人民，歌頌存在於下層人民之間的種種美德；其四是貫徹在《史記》全書中的那種豪邁的人生觀、生死觀、價值觀，它歌頌積極豪邁地為國家、為黎民百姓建功立業、做出貢獻的英雄，它歌頌百折不撓、慷慨奮進，為實現美好理想而忍辱奮斗的精神。
一個人有先進卓越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而一個人能夠把這些思想如實地表達出來就更為難能可貴。生活在專制主義空前嚴重，儒家思想被御用、被神秘化的時代，司馬遷敢於揭露、批判以漢武帝為首的統治集團，敢於痛斥以叔孫通、公孫弘為代表的漢代儒學、儒生，這得需要多麼大的勇氣！我們還是讀一讀《平準書》《封禪書》，看看漢武帝那些不偉大的一面；再比較一下《孔子世家》與《儒林列傳》《平津侯列傳》，看一看受司馬遷所敬重的孔子的鮮活而富有人性的思想和他那種獨立不羈、不媚權貴的人格是怎樣的，而漢代那種被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起來的「儒學」與「儒生」又是怎樣的，大概除了少量空洞的詞語外，剩下的就只有討好漢代皇權的奴顏婢膝了。這是司馬遷與《史記》的一種整體傾向，我們首先應該予以把握。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分五個部分，但它是一個嚴密的整體，因此當講到它其中某個單篇的思想觀點時，必須與整部《史記》相聯系，要注意它的統一性。例如，《陳涉世家》記述了陳涉首難反秦的全過程，表現了陳涉的果敢精神和農民起義軍的強大威力，高度評價和熱情歌頌了陳涉在滅秦過程中的歷史作用。這是我國第一篇農民戰爭的歷史文獻，起義的原因，反秦的聲勢，以及早期農民戰爭的種種弱點和它失敗的歷史教訓，無不包涵其中。能這樣認識作品，我看大體是可以的，但還要進一步展開。生在漢代，一般地肯定陳涉，是當時的官方觀點，並不說明司馬遷有何出眾之處。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跡。」竟把陳涉比做商湯、周武王、孔子這種古代的「大聖人」，其評價之高簡直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司馬遷怎麼能夠這個樣子呢？這就需要聯系司馬遷與《史記》的整個思想體系了。其一是出於他的進步歷史觀，他同情下層人民，重視下層人民的力量，而絕不迷信什麼「君權神授」；其二是出於司馬遷敬佩陳涉等在生死關頭的勇敢抉擇。當他們遇雨失期，密謀發動起義時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王可乎？」當他們殺掉將尉，號召徒眾時又說：「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司馬遷敬佩這一群「好漢子」，雖然幾個月就失敗而死，但是死得值，其意義重於泰山。
再如《廉頗藺相如列傳》，作品通過「完璧歸趙」「澠池會」「將相和」三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贊頌了藺相如在強大敵人面前，不顧個人安危，為維護國家利益、國家尊嚴而針鋒相對，頑強斗爭；而在對待廉頗的無理尋釁上則處處忍讓，顧全大局的崇高品質；以及贊揚廉頗的知錯改改，勇於公開承認錯誤等等。能對作品的主題理解到這一步，也大體可以了。但司馬遷在本篇的「太史公曰」中說：「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後半截容易理解，但前半截的「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是說什麼呢？「處死」就是如何處理、如何對待「死」這件事情，於是一下子又回到了在生死關頭如何作出抉擇的問題。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所不勉焉」；他在《季布欒布列傳》雲：「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趨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這都和《陳涉世家》所說的「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雲雲一脈相通。
《魏公子列傳》寫侯嬴為信陵君出主意讓如姬竊得兵符，魏公子攜帶兵符出發時，侯嬴出人意料地說：「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從古至今，有以自殺為朋友送別的么？侯嬴為什麼要自殺？書中沒有寫，但我們必須講清楚，不能讓一個英雄人物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說：如姬盜兵符是侯嬴的主意，將來魏王一定能夠查出，所以侯嬴不如早死。這樣的死有何價值？符合司馬遷的生死觀么？明代徐中行對此解釋說：「侯生度為公子竊符，計必殺晉鄙，鄙何辜哉？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謝之耳。不然，報公子即死耳，何必數公子行至晉鄙軍之日而後自剄耶？故程嬰之死，世謂報宣孟，余謂謝杵臼也；侯生之死，世謂報公子，余謂謝晉鄙也。」徐說不為無理，但非關大節。侯生自殺乃為堅定魏公子殺晉鄙、奪兵權之決心。公子「為人仁愛」，晉鄙則「嚄唶宿將」，且又無辜。侯生初言之時，公子即已流淚，此危險之徵兆。倘見面後心稍一軟，大事去矣。故侯生預告之曰：「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意思是那時我正在自殺，你可不能再動搖手軟。《刺客列傳》寫田光推薦荊軻為燕太子丹入秦行刺。他嘴裡說的是「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而司馬遷則特別為之點明了田光自殺的原因是「欲自殺以激荊卿」。蓋侯嬴之死與田光之死相同，都是以自己之死以堅定魏公子與荊軻這種當事人的信念與決心，這是佐成信陵君竊符救趙這一歷史壯舉的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只有這樣解釋才符合司馬遷的生死觀，才能突出侯嬴、田光他們自殺的積極意義。這也是《史記》敘事的一種互見法。姚薴田曰：「侯生一節，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筆力，《史記》中如此文亦不多得也。」
三、對《史記》原文與後人的標點、注釋不要盲從，要實事求是，敢於提出疑問。
今天我們所讀的《史記》通行本，其原文與標點都有不少問題，我在作《史記箋證》的過程中校改了二百多處，下面舉幾個例子。《廉頗藺相如列傳》在講完「完璧歸趙」「澠池會」「將相和」三個故事後，接著寫名將趙奢所進行的閼與之戰。作品說：「秦伐韓，軍於閼與。」在這里我們必須首先弄清這「軍於閼與」的到底是誰。若從上述本文看，「軍於閼與」的自然是秦軍；若從本文最後的「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再結合《趙世家》所說的「秦韓相攻，而圍閼與」，則可知曉閼與城內被圍的是韓軍，而對之實施包圍的是秦軍。如此說來，這開頭的七個字應作「秦伐韓軍於閼與」，中間不應該逗開。這是其一。接著進一步討論，當時的閼與究竟屬韓還是屬趙？被圍在閼與的是韓軍，還是趙軍？《史記·秦本紀》說：「（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趙閼與，不能取」；《御覽》一六三引《史記》作「攻趙閼與」；《戰國策·趙策三》作「秦王令衛胡陽伐趙，攻閼與」；《御覽》二九二引《戰國策》作「秦師圍趙閼與」；《通鑒》赧王四十五年書此事作「秦伐趙，圍閼與」；即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在敘述到秦將分析趙奢剛率軍離開趙國都城的情形時也是說：「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可見閼與分明屬趙，只是司馬遷在《史記》的不同篇章中記事有些混亂而已。故《廉頗藺相如列傳》這里只能作「秦攻趙軍於閼與」。
《李將軍列傳》寫李廣因打敗仗被罷官，在家中閑住了一段又被請出任右北平太守的時候說：「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後韓將軍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一般通行本都是這樣寫的。韓安國剛剛徙於右北平，漢武帝又拜李廣為右北平太守，這右北平不是一下子就有兩個太守了么？分明不合情理。而瀧川資言《會注考證》本在「韓將軍徙右北平」下有一「死」字。瀧川曰：「『平』下『死』字各本脫，今依楓、三本，《漢書》。」按：瀧川說是也。檢《韓長孺列傳》雲：「（安國）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知此處「後韓將軍徙右北平」下必須有一「死」字，沒有是絕對不行的。
《高祖本紀》敘述劉邦與項羽在滎陽對峙已進入第三個年頭時說：「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一般通行本都是這樣寫的。項羽在這里是當面向劉邦提出挑戰，若劉邦回答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則「公」字是稱呼項羽，挑戰者成了劉邦，彼此榫卯不合。依照當時問答的邏輯關系與劉邦其人的說話習慣，此處的「乃與公」應作「與乃公」。《項羽本紀》敘項羽向劉邦挑戰時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劉邦回答他：「我將打發囚徒去收拾你，你哪配向你老子叫陣！」乃公：猶言「你老子」「你爸爸」正是劉邦慣用的罵人語。若作「乃與公」，則問答既不對碴，更談不上表現劉邦的心理神情了。
四、講《史記》文章，凡有新的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可引為參證者，應盡量引入，以印證文字，以加深理解。
《廉頗藺相如列傳》寫秦將白起大破趙軍於長平時說：「趙括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白起王翦列傳》敘述此事說：「括軍敗，卒四十萬降武安君。武安君曰：『趙卒反復，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水經注》曰：「長平城西有秦壘，秦坑趙卒，收頭顱築台於壘中，迄今猶號『白起台』。」《正義佚文》引《括地誌》曰：「頭顱山一名白起台，在澤州高平縣西五里。」這些古代的說法可信不可信呢？今山西省高平縣永祿鄉已發現屍骨坑多個，靳生禾、謝鴻喜《長平古戰場巡禮》認為「以韓王山麓為中心的三角地帶」是當時秦國出動奇兵以分斷趙軍，和兩軍最後決戰以及白起大規模屠殺戰俘的地方。現今的考古發掘與實地勘探已經給出了有力的證據。
《秦始皇本紀》描述秦始皇的葬禮說：「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穿三泉」是寫秦始皇地宮的深度，意即挖到三層泉水以下。但「三層泉水」究竟是多深？過去無法回答。近年來隨著始皇陵排水工程的發現，秦俑博物館館長袁仲一認為，「三泉之深在二十三米至三十米之間」；同一博物館的朱思紅、王志友根據始皇陵東、南、西三側的排水溝渠深度為三十九點四米,認為「秦陵地宮的深度要小於排水溝渠的深度，即小於三十九點四米。」
《南越列傳》寫南越王趙佗子孫的情況說：「至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越王。……胡薨，謚為文王。1988年在廣州市象岡山發現了南越文王墓，墓主身著絲縷玉衣，身上有印章八枚，最大者為龍紐金印，陰刻篆書曰「文帝行璽」，是目前見到的最大的西漢金印。其他有「趙眜」覆斗紐玉印，「泰子」龜紐金印，「帝印」蟠龍紐玉印等等。據此處的「文帝行璽」與「趙眜」二印，知此墓的墓主為南越文帝，名為趙眜。《史記》兩處稱之曰「胡」，肯定是錯的。
五、講《史記》不應只講文章、講故事，應注意其歷史價值和歷史意義。
《史記》中有一部分作品文字淺顯，故事生動，很有文學色彩，於是有些人遂以點概面，說《史記》是文學，是小說，其實這么說不合適。先不說《史記》中的多數「本紀」「世家」文字並不通俗，故事性也不怎麼強，幾乎是純粹的歷史；即使是文字淺顯、故事性強的作品，我們也應該注意它們的歷史價值和歷史意義。例如，《孫子吳起列傳》中最生動的描寫無疑是馬陵之戰。作品先寫了孫臏用「進兵減灶」的手段以麻痹龐涓，而後寫道：「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這里的描寫完全是小說筆法，寫龐涓臨死前那種不認輸、不服氣，但又無可奈何的情景活靈活現。但這不過是局部的藝術加工而已，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的重要性與深刻性是絲毫不能懷疑的。自戰國初期魏、趙、韓三國分晉以來，魏國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都是超級大國，強盛一時。孟子有所謂「晉國天下之莫強也」，就是指的魏國。可是到魏惠王中期，由於它的好戰，先是被齊國大破於桂陵，十二年後又被齊國大破於馬陵。從此魏國一蹶不振，降為二等國家，開始了齊威王稱霸天下的局面。不僅如此，魏國的衰落還為秦國的雄起與東進讓開了道路。武國卿、慕中嶽《中國戰爭史》說：「馬陵之戰是戰國初期齊、魏兩國爭霸中原的決定性戰役，經此一役，魏國國力日漸衰退，從而結束了自己盛極一時的歷史。由於整個三晉勢力元氣已傷，無力恢復，因而失去阻止秦軍東進，屏蔽中原的可靠力量，為秦國勢力侵入中原舉行了奠基禮。」吳如嵩《中國軍事通史》說：「魏、趙、韓之互斗而俱遭挫敗，遂造成西方秦國東出中原之機會。」一般人都只看到孫臏的用兵之巧，而兩部軍事史都指出了齊之破魏乃為秦軍東下掃清道路，的確高人一頭。
《淮陰侯列傳》寫楚漢戰爭前夕韓信投歸劉邦，開始不受劉邦重用，後被蕭何苦苦推薦，劉邦始拜韓信為大將。韓信為劉邦分析天下形勢、為劉邦確立戰略方針說：「項王喑惡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他建議劉邦「反其道」而行。他又說：「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元代楊維楨對此評論說：「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明代王世貞說：「淮陰之初說高帝也，高密(鄧禹)之初說光武也，武鄉(諸葛亮)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謂才也已矣!」按：韓信在劉邦與項羽勢力懸殊的情況下分析項羽的弱點，指出他「其強易弱」；又分析劉邦的優點，指出劉邦最後必將奪得天下。其分析問題的思路竟與兩千年後毛澤東在1946年國共勢力懸殊的情況下論證「帝國主義與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思路完全相同。毛澤東自然是戰略天才，但誰又能斷定毛澤東不是從《淮陰侯列傳》受到分析問題的啟發呢？
《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在「完璧歸趙」與「澠池會」兩個事件中的表現誇張太過，近乎民間故事，但廉頗的某些作為很有深沉的歷史感。當藺相如陪同趙王到澠池與秦王相會時，「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姚薴田對這段評論說：「相如二事皆爭勝於口舌之間，而於《相如傳》中特將『立太子，以絕秦望』一議屬之廉頗，則廉將軍之為社稷臣加於相如一等明矣。」由於趙國君臣預先有了這種安排，遂使秦國扣留趙王作為人質的企圖成為泡影。也正因為有廉頗的這種安排，才使藺相如可以在澠池會上沒有後顧之憂地與秦王進行斗爭。一千七百年後，明朝有一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虜去了。這時幸虧於謙果斷地另立了景泰帝，與蒙古人堅決斗爭，才保證了明朝的不亡。前後印證，更見出廉頗這一安排的卓絕。
六、《史記》中有些作品的藝術性極高，對後代小說、後代戲劇的發展影響極大，對這些作品的文學成就應深刻體會。
《史記》是一道豐富多彩、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的畫廊，其中具有一定性格特徵，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總計一百多個。《史記》中的歷史人物都有一種積極奮進、勇於建立事功的豪邁精神，同時又具有一種蒼涼的悲劇氣氛。這與《史記》反映的現實密不可分，也與司馬遷個人的慘痛遭遇密不可分。《史記》人物盡管多數帶有悲劇性，但它們給讀者的影響卻是壯烈而不消沉，這就又與司馬遷的生死觀、價值觀密不可分了。我們可以引用《史記》人物如伍子胥、吳起、商鞅、趙武靈王、秦始皇、項羽、韓信、彭越等等來印證一下，看看是不是這樣。
《史記》描寫人物最深刻、最生動的是劉邦。劉邦既有高瞻遠矚、雄才大略、氣勢恢宏的英雄氣，同時又有一舟身的痞子氣。劉邦最大的長處是善於採納意見，順水推船地改變自己的缺失。其行動之快簡直就像是條件反射。《留侯世家》寫酈食其勸劉邦分封諸侯，劉邦開始覺得有理，於是說：「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待至張良進來，給劉邦詳細地分析了其中的害處後，劉邦「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淮陰侯列傳》寫韓信破齊，佔領齊地後，派人向劉邦請求封為「假齊王」時，「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征其兵擊楚。」《高祖本紀》寫劉邦與項羽兩軍對峙時，被項羽的神箭手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宋代劉辰翁對此評論說：「傷胸要害，倉卒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於漢，語極有力。」瀧川資言說：「變起倉促，而舉止泰然如此，漢皇非徒木強人也。」這一切都表明劉邦之所以能成功，絕不是偶然的。
具體到某一個具體篇章，司馬遷的組織安排、布局構思都有它的巧妙之處。例如屈原，由於找不到多少可用的生平材料，於是他就把僅有的一些傳說和屈原的作品糅在一起，夾敘夾議，結果倒使《屈原列傳》竟成了《史記》中最抒情、最動人的篇章。「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
㈥ 秦記肉夾饃加盟費多少總部是在合肥蜀湘情緣嘛
說的是秦記老潼關肉夾饃嗎？這個不好說，根據你開店的大小和地域。
秦記老潼關肉夾饃歷史悠久，由於選料精，火功到家，因此所制的臘汁肉夾饃與眾不同，具有肉香、饃脆、瓤松軟、氣味芬芳、肉質軟糯，濃郁醇香的風味，有著中式漢堡的美譽，深受人們喜愛。秦記老潼關臘汁肉夾饃是陝西的風味食品。秦記臘汁肉夾饃實際是兩種食物的組合：臘汁肉，白吉饃。肉夾饃合臘汁肉、白吉饃為一體，互為烘托，將各自滋味發揮到優。饃香肉酥，肥而不膩。
㈦ 大周秦記燒餅加盟事項，加盟費用
都是打著0加盟費，這我就不行了！
㈧ 燜鍋哪家好啊我想找一個有點特色的燜鍋！
看來秦記煌燜鍋還挺火的，大家都知道，我有個好友就是做廚師的，他自己也加盟了秦記煌，跟我什麼有多少年歷史，配方來自秦國時代，跟我說了一大堆，昨天我去他店裡吃了一半，還是走個人情排了半個小時，人挺多的，口味挺好吃，你可以考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