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紅頭船商人指的是
紅頭船商人指的是潮商；潮州是中國著名僑鄉，潮人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潮人會館更是數不勝數，素有「海內一個潮州、海外一個潮州」的美稱。因僑興，倚僑哺，潮州因縱橫四海、拼搏開拓的潮人而興盛；桑梓情，赤子心，千萬潮人更義無反顧積極投身家國建設。
紅頭船是歷史上的紅頭船商人在長期海上商業貿易活動中創造的，豐富而有特色的紅頭船文化哺育、滋養出來的，以冒險拼搏、同舟共濟、誠實守信為主要內涵的一種潮人精神。汕頭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
紅頭船的注意事項和重點須知：
紅頭船商人的航海生活充滿艱巨性、險惡性。一方面，紅頭船商人深受海寇海盜威脅的危險。康熙年間，潮汕海寇活動猖獗，每年「三四月東南風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嶼、料羅、烏紗而上，山烽火，流江而入浙。
商船一旦遭遇海盜，海盜則「截流以劫之，稍近則大呼落帆」，而商人「不能御敵，又船載重貨，難以自脫，聞聲落帆，惟恐稍遲，相顧屏息，俟賊登舟困扎或收其財物」。盡管商人或可能苟全性命，但巨額財貨即被洗劫一空，孑然一身漂流於汪洋大海之中。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潮汕
❷ 在你眼中，潮汕人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潮汕人，生活在潮汕有20年，然後在廣深生活了11年。所以回過頭再來看潮汕人，我會覺得有一些感觸。
❸ 澄海紅頭船公園里那隻船上的銘文是什麼
參考答案：
清代潮州與南洋的航運，是從中暹大米貿易開始的。而早期的大米貿易，都是暹羅船運載。這些船隻，大部分由旅暹潮籍化僑經營，船員幾乎全是中國人。乾隆年間，准許商民前往暹羅采購大米。潮州很快發展一支遠洋帆船隊。俗稱「紅頭船」（船頭油刷朱紅色）。
潮州遠洋紅頭船，大都是在暹羅建造的。清代初期。對造船出海限制很嚴，手續非常麻煩，遷延時日。而且國內造船價格遠比暹羅高。當時潮州人在暹羅造船方便條件較多。且是柚木骨架，柚木船板。這類木材，潮州地方不出產，在我國也少有。
紅頭船最初是以申請運入大米而營運的，但是這項生意，「獲利甚微」，因此，洋船主們就改運那些有利可圖的貨物：從南洋運回來的有象犀、珠寶等奇珍異物，犀角、肉桂等貴重葯材，暹綢、胡椒香料、番藤等物產，只象徵性地運載點大米以備查詢。南洋的高級木料，如柚木、桑枝、鐵梨木等，也作為「壓再物」而運進來。由潮州運往南洋的潮產有陶瓷品、潮綉、雕刻、蒜頭、麻皮、菜籽等。還有從北方轉來的人參、鹿茸、獸皮、絲綢等。這些貨物，在南洋各地很受歡迎，獲利很厚。幾年間，船業就蓬勃發展起來了。
紅頭般除了由富商巨賈獨資擁有外，也有合資經營的，由一人牽頭，招人合股，集資造船，船首不支薪水。僅在全船貿易收入中抽傭金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他人員待遇按職別而定。基本上是資本和勞務的合營。經營洋船獲利很厚。紅頭船的出航，是結們而行的，這是因當時閩粵沿海常有海盜活動。
1971年至1972年，在樟林港遺址附近的南洲和和洲河床，先後出土兩艘雙桅紅頭船。其中一艘長39米，5層。另一艘殘長為28米，船舷旁刻有「廣東省潮洲府領口雙桅一百四十五號蔡萬利商船」。據考證，這兩艘船系清代樟林古港遠航船隻。
1980年4月5日和26日，新加坡郵政廳發生了一套「早期船隻歷史」的普通郵票，其中有一枚面值1分的圖案是「廣東省紅頭船」。泰國澄海樟（林）東（隴）區聯誼會將紅頭船作為會徽的圖案。為了紀念紅頭船在中泰兩國友好關系史上不朽的歷史功勛，曼谷王朝拉瑪三世製作了1台紅砂船模型存放在岩尼瓦。紅頭船給當地百姓造福不淺，故有民謠：「泮船到，豬母生，鳥仔豆，纏上棚。洋船沉。豬母眩，鳥仔豆，生枯蠅。」這首民謠反映了紅頭船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道出了樟林先輩對海運事業的希望。
紅頭船——華僑同祖國聯系的紐帶，也曾經是中國同世界各地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橋梁。樟林——紅頭船的故鄉，這個響亮的名字，將永遠在南洋各國和廣大華僑心頭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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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清朝商幫主要形成於哪些地方
中國明清十大商幫 所在地域 經商特點
山西商幫 山西 以誠信著稱，崇信「管鮑遺風「
徽州商幫 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 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
陝西商幫 陝西 善捕商機，敢做敢為
洞庭商幫 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 善於更新觀念、重視依託家鄉
江右商幫 江西 積極活躍、不避艱險
山東商幫 山東 仗義、吃苦耐勞、穩重實干
廣東商幫 廣東 膽大務實、精明靈活、擅長貿易
福建商幫 福建 誠實信用，善用關系
寧波商幫 寧波 勇於冒險、以信為本 龍游商幫
浙江中部 誠實守信、亦賈亦儒
❺ 有誰對20世紀的樟林（紅頭船）的平民歷史比較熟悉的
古代潮商的興起
至少在清代，潮州的紅頭船商人就已經成為活躍在環中國海以及暹羅等地的商人群體，他們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以及環中國海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具有較為獨立的商人形態，也創造了獨特的商人精神文化，在中國商人及商業發展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古代潮商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不僅關繫到對中國古代商人歷史與文化的全面總結，也關繫到對傳統商人及商業精神的繼承與弘揚。
在中國歷史上，強大的地緣商人群體的產生往往不是簡單的商品化發展的產物，甚至不是主要依靠本地社會經濟的商品化發展，而是主要建立在更大的區域市場體系需要之中。如徽商與晉商的產生，雖然與本地社會經濟商品化發展有一定的關系，但它們的成長主要依託於南北方的鹽銷市場。古代潮商的產生與成長也是如此，主要與唐宋以後的以廣州、福建為中心的海販貿易體系密切相關。依託潮州在南中國海以及海外貿易中的獨特位置，古代潮商成長為中國古代海販商人群體。
自秦漢以後，「福建—潮州—廣州」的航路成為南中國交通的一條海上交通要道，而潮州成為其中的往來必經之地。漢代閩越王余善曾發兵攻南越國，在揭陽境內以「海風波為解」，其航行路線就是這條「福建—潮州—廣州」的航路。東晉後期的盧循起義，盧循余部自晉安（今福州）浮海南下，歷時200多天，經潮州海域到達廣州，走的也是這條航道。在唐代，韓愈在《潮州刺史謝上表》里說：「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雲才二千里，然往來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難計程期。」指的應該就是這條「潮州-廣州」的海上通道。北宋時，這一海上交通要道已經延伸到北方。
潮州的海外交通起源於何時，我們不得而知。明人陳天資在《東里志》卷二《境事志》中說，潮州海外貿易起自隋大業六年（610年）陳棱征琉球之役，陳棱征琉球之役至少證明當時已經存在了潮州通往東洋的航路。當時潮州與閩南漳、廈同屬義安郡，從這里出發至澎湖嶼之後，藉助季風與海流，可以往來菲律賓群島與北婆羅州(今馬來西亞沙巴州),。通往日本的航路也至少在宋代已經開通，宋代潮州窯生產瓷器已經開始輸入日本。潮州通往南海西部的西洋航線也至少在唐代已經存在。暹羅發現唐代梅縣（其時為潮州程鄉縣）水車窯生產的瓷器，說明唐代就有潮州與暹羅的海上交通。至宋代，有記載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三佛齊國番商李甫誨乘舶船載香葯、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至元代，就有了潮州海外交通路線的清晰記載，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記：「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長蛇，橫亘海中，越海諸國。俗雲萬里石塘……一脈至爪哇，一脈至泥及古里地悶，一脈至西洋遐昆侖之地。」此即為潮州經南海諸島至西洋的航線。說明至少在元代，潮州通往西洋的海外交通路線已經形成。
宋元時代是中國海外貿易興起的時期，唐宋以後，中國沿海商人創造了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的航運貿易體系。特別是宋代以後，中國的航海技術取得了以「羅盤導航、天文定位、航跡推算」為標志的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至遲從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開始，宋人已使用磁針羅盤於遠洋航海，那時中國人對海洋的認知水平與利用、征服駕駛海洋的能力，比西方人要領先2~3個世紀。而宋代南中國沿海重要口岸都能製造精良的海船。正是憑借船堅針准，從北宋初期開始，中國帆船縱橫於近中國海域。直至近代西方之入侵之前，中國沿海商人已經執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航運貿易之牛耳長達500年。
在暹羅從事與中國帆船貿易的主要就是暹羅的潮州商人。雖然暹羅許多王族和高級官員也從事中暹之間的帆船貿易，某些需求迫切和稀罕的商品的貿易甚至由暹羅王室所壟斷，成為暹羅王室的國庫貿易，但他們大多委託暹羅的潮州商人進行。暹羅與中國的貿易是由華民政務司管轄，而且由於中暹貿易的增長，華民政務司已日漸重要，暹羅華人、特別是暹羅的潮州商人在中暹貿易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暹羅對中國貿易領域興起了民間貿易形式。這些從事民間貿易的暹羅商船多屬華人血統的商務官所有，而這些華人商務官船主多為潮州人，這些潮人商務官船主除了從事航運和貿易事務之外，還代表暹羅貴族官僚從事中暹貿易。拉瑪一世和拉瑪二世時期，民間商船數目增多，暹羅對中國的民間帆船貿易日益繁榮，拉瑪二世時期，暹羅對中國的帆船貿易活動已經散布至沿海城市，從挽巴功至尖竹汶、閣公島，甚至伸延至高棉和交趾支那，以至馬六甲、吉蘭丹等，均活躍著暹羅潮州華僑對中國的帆船貿易。
事實上，暹羅潮商與潮州紅頭船商人具有某種一體性，他們不僅同屬一個族群，有語言習慣的相同性，而且其貿易也有相通性。暹羅潮商不僅與潮州開展大規模的貿易往來，而且也沿著潮州紅頭船商人的足跡，以潮州為中轉，開展與中國蘇、浙、津、魯一帶的貿易往來。暹羅潮商每年滿載糧食、胡椒、蘇木等香料販來潮州，「其有阻滯不能及時回國者均換載糖斤赴江浙行銷，由縣給予護牌以憑各口岸查驗。」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換載潮糖前往中國沿海各口岸貿易，返航時也可以滿載江浙一帶的絲綢以及天津、山東一帶各種食品、豆餅等商品直接運回暹羅。實際上他們的貿易圈和貿易項目基本上與潮州紅頭船商人相同，他們的貿易也可以當作清代潮州商人紅頭船貿易的一部分。
以中暹貿易為中心，潮州紅頭船商人也將紅頭船貿易延伸到東南亞和東亞的其他地區。如安南也是潮州進口大米的重要來源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澄海縣民人楊利彩（從越南）運回洋米2700石，監生蔡志貴運回洋米2200石，民人蔡啟合運回洋米2200石，林合萬運回洋米1800石、谷500石，蔡嘉運回洋米2600石，姚峻合運回洋米2200石，陳元裕運回洋米2200石。」潮州紅頭船商人也給安南帶去潮州的土特產，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澄海商民陳協老前往安南貿易的貨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慶、道光年間，潮州與安南之間的貿易日益興旺，潮州「沿海商船多在安南貿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貿易的勢頭。潮州人幾乎主導了安南的海舶貿易，潮州人在安南各地「開張鋪店」經營鐵栗木、桂皮、檳榔、糧食等各種外貿商品。由於潮州與安南有密切的經濟聯系，安南錢文也「源源而來」，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景興通寶、景興天寶、嘉隆通寶等，成為潮州市場的重要漢通貨幣，潮州各主要貿易地點「專使夷錢」（即安越貨幣）。因為夷錢「日積日多，兌換無非夷錢」，潮州也開始私鑄夷錢。
在紅頭船商人的貿易循環圈中，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居於重要的中間環節。蘇州需要大量潮糖，而海外市場又需要大量蘇杭絲綢布帛，潮州則需要大量東南亞大米，於是紅頭船商人居間貿易，以潮糖換蘇杭絲綢布帛，以蘇杭絲綢布帛換東南亞大米，蘇杭絲綢布帛成為潮州紅頭船商人最重要的中介商品。同時，江南地區匯聚了長江中上游的米豆棉花等農產品，也是潮州社會所急需的商品，也成為潮州紅頭船商人的貿易大項，蘇州因此而成為潮州紅頭船商人的一個重要中轉中心。
紅頭船商人北上貿易的另一個據點是天津。當年來天津的潮州紅頭船隊規模相當大，據清道光朝《津門保甲圖說》的記載，閩粵商幫每船載重常在1400擔以上，舵水以50人、大幫200船計，達萬餘人。據載，潮州商人乘坐的紅頭船隊，為了在長途海運中抵禦海寇，每船都配有土炮、弓箭、刀矛等武器，船隊由海路從渤海大沽口進海河到今天津北大關的南運河邊停泊。當年潮州紅頭船商人販往天津的商品，主要有南洋特產以及潮州本地的土產，如紅糖、香蕉、橙柑、藿香、桂皮、茴香、紅木、檀木、葵扇、錫箔、葯酒、藤編品、象牙雕刻、縫衣針等；而從天津及北方諸港販往南方的商品，則主要是北方農產品及雜貨，如棉花、花生、大豆、杏仁、紅棗、黃花等干鮮貨及葯材。紅頭船商人北上天津貿易是其中國近海貿易圈中的一環，「自暹羅載到中國的出口貨，主要是糖、米、象牙、蘇木、藤黃，以及各種熱帶產物，供應北方各省的需要；這些帆船自北方各省販購麵粉、穀物、豆、經過加工的羊肉，以及其他食品」。
以天津為中心，清代的潮州商人在北方不斷擴展其紅頭船貿易。如遼寧營口、牛庄為東北商業貿易重鎮，潮州商人與福建商人也早已進入牛庄碼頭，還建立了天後宮（俗稱小姐廟）。在嘉慶十九年（1814年），廣東澄海商人已在錦州進行商業貿易活動。山東的煙台也是清代潮州商人雲集之地，他們來此地主要從事販運粉絲等山東土特產。
清代潮州商人的紅頭船循環貿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區得到發展，如廣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廣州十三行中設福潮行，確立了潮州商人在廣州口岸南北行貿易中的地位。在雷州半島，湛江赤坎是廣州灣北部的重要港口，乾隆中期，潮州商人在赤坎建成潮州會館，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題建正座碑記》統計，在赤坎的潮州籍商號、商行、船戶共192戶捐建會館，可見潮商人數之眾。
海南也是清代潮州紅頭船貿易的集中之地，清代潮商深入海南貿易，主要是采購米穀以及販銷北方商品。特別是因為這里距離潮州海路較近，成為潮州商人重要的采購大米之地，「其自海南諸郡傳輸米石者，尤為全潮所仰給」。潮州紅頭船商人在相當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穀貿易。
在台灣，潮州商人主要在台南從事米糖業。台南的潮汕會館建於雍正七年（1729年），供奉「三山國王」和韓愈。古代潮商的文化精神傳
統
由於專制王權對商業利權的控制，大商人群體的形成往往有賴於王權官府的庇護，有賴於某種壟斷性經營。如晉商利用明王朝實行的「開中法」，將內地糧食運至西北邊陲地區，以換取官府的鹽引，壟斷鹽利。徽商更善於與王權官府相勾結，長期壟斷淮揚鹽利，成為明清最富有的商幫。但是，這種商人越富有，對王權官府的依賴性越強，越喪失其獨立人格。清代的潮州紅頭船商人雖然借朝廷鼓勵的中暹大米貿易而恢復與東南亞地區貿易，但紅頭船商人從事的是民間貿易，清代潮州商人以潮糖、絲綢布帛及大米為貿易大宗，並不與王權官府的專利權發生關系，他們並沒有求庇於王權官府而獲得某種貿易商業壟斷權。在長途海販過程中，潮州海販商人也沒有像西方商人那樣得到國家力量的保護，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保護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從事商業貿易，通過冒險的長途海上販運以獲得巨額商業利潤。他們是一個具有強烈獨立自主意識的商人群體，具有較為獨立的民間商人形態，形成了較為鮮明的文化精神傳統。
其一，冒險拼搏精神。可以比較一下明清廣東三大商人群體。明清時期廣東商人有廣府商人、客家商人和潮州商人，三個商人群體有著不同的地域關系與語言習俗方面的聯系。廣府商人是一個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地緣特徵的商幫，同時是以廣州白話方言和習俗為特徵的族群商幫，廣府商人歷史悠久，他們成長於中國商業的繁華之地，有著天時地利的條件，廣府商人兼具海販商人與內陸商人的特點，同時又有官商、買辦商人的行商特點。客家商人主要是粵東客家商人構成，也是以客家語言習俗為特徵的族群商幫，客家幫商人主要是在清代發展形成，他們的經貿活動十分活躍，他們不僅活躍於國內市場，也跨海從事海外貿易，不過客家商人仍然以內陸商人為主，他們有著濃厚的「在賈仍向儒」的特點。而潮州商人則主要是民間的海販商人，其主要特質就是更富有冒險拼搏精神。
潮州商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色就是作為海販商人的冒險拼搏本色。潮州商人的冒險拼搏精神形成於海寇商人時代，海寇商人於刀光喋血中沖破明王朝的海禁，他們攻城陷邑，敢於反抗王權官府的權威；他們縱橫海上，不斷火並沖突，於萬里波濤中從事商業冒險，於血與火中奪取巨額商業利潤。凶波惡浪與刀光劍影鑄就了他們英勇冒險精神，平民的反抗意識與海上武裝走私的冒險生活，使海寇商人養成了視死如歸、蹈死求生的勇氣與魄力。而海寇商人的勇敢冒險精神浸淫後世，蔓延於潮州社會，深刻影響一代又一代潮商，孕育一代又一代潮商精神，他們氣矜而凌人，敢於「黷貨而蹈險」，傾其一切財貨、乃至生命而作商業冒險，冒險拼搏構成潮州商人的精神本色。
就潮州商人海販業本身的特點來說，冒險拼搏也是須臾不能離的精神武器。即使在海販貿易合法化的清代，海販貿易仍然具有極大的冒險性。首先是航海生活的冒險性，古代的海疆與海洋往往是在國家力量控制的范圍之外，盜寇出沒成為海洋生活的一種常態，即使在清代，海寇海盜仍是潮州商人從事長途海販貿易的重要威脅，如清代的南澳島海面有三個小島，為盜寇出沒之地，「稱為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颺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故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海寇海盜潛伏於萬里汪洋之中，出沒行劫，海寇海盜威脅延至整個清代。同時，對於乘坐木帆船航行於大海之中的古代潮商來說，大海的狂風巨飆與凶波詭浪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威脅，「出沒巨浸，與風濤爭頃刻之生。」
其次是海販貿易的冒險性。潮州商人以海船為商業貿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資巨大，一艘航海商船可容納數百上千人，載重三四千擔，其建造投資，少則數百成千兩白銀，多則上萬兩白銀，一旦遇上海難，其巨額商船投資即刻化為烏有。而一艘商船所載的貨物價值往往高達數萬兩白銀之多，商船不具備任何保護手段，航行於波濤險惡與海盜出沒的海洋之中，其風險足以使人驚魂動魄。同時，紅頭船商人隨季候風遷徙航行，必須在季候風來臨之前完成商品交易，在市場不利的條件下也往往不惜血本拋售，具有相當大的貿易風險。
潮州紅頭船商人往往奮不顧身，「黷貨而蹈險」，追逐海販業的巨額冒險利潤，養成在商業經營中的冒險精神。潮州商人不懼風險，或傾其家產獨資造船，或集資造船，甚至遠赴暹羅造船，特別是一些大商人，往往獨自擁有一艘或數艘航海商船，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額海販冒險商業利潤。他們的巨大財富依靠冒險而來，「得則潮湧，失則漚散」，以生命為代價來博得財富，他們不屑於窖藏金銀與購田置地，「不保其所有」，敢於揮斥巨金作更大的商業冒險。可以說，盡管徽商、晉商一類的商人也有揮斥巨金的時候，但往往是在個人消費上揮霍巨金，在商業經營上往往不具有真正的冒險精神，他們更喜歡窖藏金銀財貨與購置土地，如徽商「藏鏹有至百萬者」，晉商更有「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而潮州商人則更富有商業冒險精神。
其二，合作團體精神。在潮州的紅頭船商人中間，既有巨商大賈，也有中小商人，他們構成了一個功能互補的商人群體。在紅頭船海販貿易中，巨商大賈甚多，如潮陽，「至於巨商，逐海洋之利，往往燕齊吳越，號富室者頗多」；潮州海販業中心的澄海縣，也是「富商巨賈，率操奇贏，興販他省，上溯津門，下通台廈」，因而他們在紅頭船海販貿易中居於支配地位。但是，海販貿易的巨大危險，使巨商大賈不願「忘危身以博阿堵之物」，往往與中小商人合作，出船或放貸供中小商人出海經營，以獲取巨額海販貿易利潤；而親自從事長途海販貿易往往是那些中小商人，中小商人「為之四齣經營，以分其息」。
而由於海販業所需資本巨大，並非中小商人所能獨立進行，中小商人往往依靠巨商大賈資本走販各地。乾隆《普寧縣志》說：「商習逐末取贏，毫芒必較，然無大商，其資本多仰給於富室，而為之四齣經營，以分其息。」雍正十二年(1734年)，澄海巨商黃俊德以某人「有長者風，委之資百餘金而客吳」；商人何寅初「及冠代父經紀」，有巨商張某「憐其堅苦，貸與三百金」經商。
在紅頭船出海貿易中，也較早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分享的商業夥伴關系，參與紅頭船貿易的商人以及水手均可獲得商業利益。在一條商船中，船主、販商與水手形成了某種商業夥伴關系。船主從販商的商業利潤中抽取商銀，其抽取程度必須按照商人盈利的高低，贏利高者多抽，贏利少者少抽，無利者不抽。水手的報酬則根據抽取商銀的多少進行分配，與販商的商業利潤直接相關。在一些商船中，為了擴大載貨量以及風險共擔，又發展形成一種新的合夥關系，販商可以自帶水手。整條商船的船主、販商、水手為一種共同的商業分益原則所聯系，最終貿易的好壞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
由於合作經營，一些中小商人乃至水手也往往能夠發家致富。如陳錢瀚，「少業儒」，由於貧困而棄學經商，他往來吳粵間，迅速發家致富；如陳元祝，少孤家貧，成年後「往來吳粵為商，起家累萬」。而中小商人乃至水手發家致富的事跡，在潮州社會發酵為平民發家致富的夢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潮州人湧向大海，從事海販貿易，從而不斷壯大潮州海販商人群體。
潮商團體是基於潮州鄉土文化紐帶，但也是潮州商人獨立自主意識的反映。其團體精神主要體現在其會館文化上。會館為中國傳統商人旅外組織形式，會館雖然以地緣文化相聯結，但本質上是維護商人利益、爭取商人權益的組織，美國人馬士的《中國行會考》說：「同鄉會館的建立純粹是為了發展他們自己的貿易。在外地的同鄉商人結成具有共同利益的會員關系，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免遭外地商人的競爭和官府的勒索。」潮州商人會館文化發達，清代潮州商人會館在東南地區及北方口岸各地涌現，如建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蘇州潮州會館，建於雍正七年（1729年）的台灣潮汕會館，建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天津閩粵會館，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上海潮州會館，建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上海潮惠會館。清代潮州商人在省內也建有潮州會館22個以上，如建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海口潮州會館，建於乾隆中的湛江赤坎潮州會館，建於道光十年（1830年）的佛山潮藍行會館。
無論是在北方還是在東南地區，潮州會館都是當地最有實力、最活躍的會館之一，如天津閩粵會館是天津最早的民間商人會館，在清代天津商業貿易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蘇州潮州會館在蘇州各地方會館中也是獨占鰲頭，而上海的潮州會館後來也成為上海最強大的會館組織之一。潮州商人以各地潮州會館為依託，在商界大舞台上表現出潮州商人的龍騰虎躍、獨立自主之銳氣，表現出強烈的鄉土文化特色，表現出強烈的團體精神，於是，潮州商人特有的精神面貌集體凸現在各地商場，潮州商人以其獨特的文化特色馳名中國乃至東南亞地區。如果說紅頭船標志著潮州商人獨立群體意識的覺醒，那麼清代各地潮州會館的成立，標志著潮州商人群體已經成熟，開始出現獨立自主的群體組織。
其三，信義精神。潮州商人也同樣熱衷於關帝崇拜，蘇州潮州會館「敬祀靈佑關聖帝君、天後聖母」，潮州各地的關帝廟更是數不勝數，「潮汕地區從城市到農村到山區，關帝廟隨處可見，數量甚多，前往關帝廟進香求平安賜福的海內外潮人，人數之多與崇拜媽祖不相上下。」特別是在商業發達與商人繁多的地方，關帝與天後一樣，為商民的主要崇拜對象。在潮州商人的神祇崇拜中，關帝具有正統地位，以致其正統地位還在媽祖之上。如蘇州潮州會館祭祀神位排列中，關帝居中，顯示出關帝有比媽祖更高的正統地位。
潮州商人對作為「禮義忠信」化身的關帝的崇拜，顯示出潮州商人對儒家正統倫理文化的認同，儒家倫理文化已經浸入潮州商人的精神世界深處。潮州雖然地處東南沿海邊陲，為官府統治薄弱地區，但潮州社會有中原文化的傳統，又長期處在陸地農業文明階段，傳統血緣關系發達，正統儒家文化容易產生影響；而韓愈提倡正統儒學又對潮州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特別是宋明理學在潮州社會流傳甚廣，潮州社會禮教傳統至深。宋代的潮州社會就有「信義」的道德傳統，宋代蘇軾在《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一文中說：「潮人雖小民，亦知信義。」正是基於潮州社會養成重禮法的儒家社會文化傳統，潮州商人對儒家倫理文化有著深切的認同心理，才表現為對傳統儒家倫理化身的關帝崇拜。
潮州商人對關帝的崇拜，也反映出傳統商業行為對儒家倫理道德原則的需求。在傳統社會里，商業行為缺乏某種法制的約束與支持，商人從儒家倫理文化中尋求商業行為的理性依據，從儒家倫理道德中抽繹出一般商業行為准則，正是傳統商人崇拜儒家文化的一般心理動機。而關帝所代表的「禮義忠信」社會倫理原則正是商業行為所需要的支持力與行為准則，商人對關帝的祭祀崇拜，將外在的「禮義忠信」社會原則轉化為內在的行為規范，形成一定的具有行為約束能力的心理文化，從而支持商業行為的正常運轉與延續發展。
在傳統潮州商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中，「禮義忠信」也有著重要的價值。潮州商人內部的老闆與伙計關系並不是一種自由的僱傭關系，老闆與伙計的關系也籠罩著某種人身依附的色彩，需要用上下尊卑的「禮」加以規范，需要用儒家的「與人忠、執事恭」的道德原則來加以約束。潮州商人以海販為業，外出常年不歸，其家庭關系又依靠五倫禮教來約束妻子與子弟的行為，而妻子、子弟遵守禮教的負重行為又是潮州商人、特別是小商人得以從事商業活動的保證，如海陽商人陳宜開「外出經紀不歸」，其妻「在家紡織度日」，維持家庭生計；商人劉貽敏外出經商，囑其妻「代養二親」。所以，對於潮商來說，儒家倫理文化有助於形成某種商業行為的社會保障系統，對關帝的崇拜有助於鞏固這種社會保障系統。
在潮州商人的道德倫理價值觀中，「信義」始終占據著核心地位。傳統商業活動缺乏必要的法律保護手段，買賣雙方以及合夥經營雙方之間的信用關系必須依靠道德力量來維持，依靠傳統的「信義」道德價值觀來維護。伴隨著明中期以後潮州海販商業貿易的興起，「信義」成為潮州商人的最重要道德准則。潮州商人所從事的海販業，規模大，距離遠，風險大，往往採取借貸經營或合夥經營的方式進行商業活動，商業信用關系在潮州商人商業活動中居有關鍵地位，對於支持商業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為行為准則。
在潮州商人內部之間關系中，還存在著非商業的互助關系，這無疑是「信義」道德的升華，與關帝崇拜有著密切關系。潮州商人以海販為業，遠出千里經商，各種自然災害、商業風險、當地官府與牙行（經紀公司）經紀人的敲詐勒索往往會接踵而至，不斷侵襲著潮州商人，迫切需要商人之間的互相扶助，而這種互助關系就必須以「信義」為道德基礎。潮州商人有比較發達的團體關系，除潮商濃厚的鄉土情結外，「信義」道德觀念無疑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信義道德是其團體精神的基礎。潮州商人養成「信義」道德文化心理，他們能夠「舍利取義」，樂於捐助與從事同鄉商人的公益事業。
潮州商人的關帝崇拜，使潮州商人沉浸於「禮義忠信」的傳統儒家倫理道德文化氛圍之中，雖然它以「禮」為核心強化了商人內部的傳統依附性關系，但也從中抽繹出「忠」「信」「義」的商業道德行為准則，並使之成為潮州商人內守的商業道德心理文化，對於潮州商人的商業信用關系擴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潮州商人的商業信用關系發展，潮州商人的商業經營規模越來越大，其空間距離越來越遠，從而有力地推動潮商經濟的拓展。
❻ 廣州必去十大粵菜餐廳都有哪些
廣州必去十大粵菜餐廳都有：點都德（德粵樓）、翠華餐廳、廣九冰室、德閑茶餐廳、潮食茶餐廳、型格茶餐廳（水心港港式廚房）、九龍冰室、拾陸茶記、開飯、雅苑餐廳。
1、 點都德（德粵樓）
老牌茶點名店，在廣州分店也非常多。飲早茶大多數人都會推薦去點都德。推薦菜：招牌靚油條，艇仔粥，紅米腸。非常受大家喜愛。
4、德閑茶餐廳
德閑茶餐廳也是一家享受美食與環境的不錯的好地方。其環境整體來說是很不錯的，餐桌以卡座為主，雖然門面較小，但消費者去到也是可以一眼就能找到的。餐廳裡面熱鬧又充滿市井煙火氣，服務員行禮貌有序進行著自己的工作，上菜速度也讓人滿意。德閑茶餐廳的菜品也是相當豐富，例如有芝士鮮蝦春卷、紅燒乳鴿、三文魚炒飯、墨魚汁龍利魚腸等，這些，美食都是食客的心頭好。
❼ 潮汕歌曲中有句歌詞是「門前金鳳花,我愛我個家，家有紅頭船，祖先遍天下」，請問這首歌的名字是什麼
潮汕童歌 《我愛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