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晉商的晉商特徵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系；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
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後、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後、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回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系，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系，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借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系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系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復。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系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歷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里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緻、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系。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因資料短缺，無具體數量統計。不過，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略有記載，《野議·鹽政議》稱：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橋梁、樓宇，當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宋應星講得是明朝萬曆時，秦、晉及徽鹽商在廣陵（揚州）獲利情況，即鹽商資本3000萬兩，每年可獲利 900萬兩，這些利潤用在輸帑（納國家稅銀）一百萬兩，無妄費（僧、道、丐、佣、橋梁、樓宇等）三百萬兩，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這就是說，明代山西、陝西和安徽鹽商，其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強封建勢力的各項事業中。入清以後，這種狀況又遠遠超過明代。 具體來說，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捐輸助餉。前已有述，這里不再贅述。這些捐輸銀兩，主要為清政府的軍餉軍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財政，維護封建政權的作用。
二、購置土地。封建社會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8）入清後，山西商人購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時，渾源、榆次二州縣富商大賈「且多置買田地」。（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有恆產之家將地畝賤價售賣，「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准折地畝取利」。（《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時，長治宋良弼經商洛陽，值歲飢，當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光緒《長治縣志》卷六《列傳》）曲沃縣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陽經商獲利幾十萬銀兩，購田置地，數年內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頃。（《罪惡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是為榨取高額利息而放貸放給他人使用的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歉收，「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康熙時，全國有當鋪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當鋪4695家，佔全國當鋪家數的21%。高利貸資本對小生產者敲骨吸髓的剝削，使眾多的手工業者資金積累不足，無法擴大再生產。所以說，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是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明人謝肇制說：「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入清後，山西「民家多有儲蓄」。山西平陽府亢氏，「家巨富，倉廩多至數千」。清後期，山西富商窖藏多為銀兩。如山西祁縣富商渠源禎，人稱「旺財主」，資產三四百萬兩，他認為獲取高額利潤後，再投資不如窖藏保險，竟從其辦的票號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來，估計藏銀達百萬兩以上。辛亥革命後，閻錫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銀」30萬兩。
五、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如定襄縣邢大緒，服賈漠北，致富後即志在行善，「族中舊無祠堂，公偕眾建立；村西舊無文昌閣、財神閣，公偕眾修之」。（定襄《邢氏族譜》卷二）盂縣張芝，販帽致富，嘗出金建「崔府君祠……縣治西關帝廟」。盂縣張熾昌，貿易關東，「一時儕輩推為巨擘」，「平生性氣慷慨，迎輝門外關帝廟張氏所創也」。（盂陽《續修張氏族譜》）祁縣人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乾隆十二年（1747），於井陘縣捐己資，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橋14孔，車馬通行，臨終又命其孫補修，並建河神廟等等。（乾隆《祁縣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於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一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台，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里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後家日落」。（光緒《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傭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後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一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
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著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徵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准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准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後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准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缺，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鍾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准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於無法振作。
❷ 福建師大協和學院重修費用高，有著回事嗎
福建師大協和學院重修費用高。
福建師范大學（Fujian Normal University），簡稱「福師大」，坐落於福建省省會福州市，是福建省人民政府與教育部共建高校，是中國建校最早的師范大學之一，前身為1907年由清朝帝師陳寶琛創辦的福建優級師范學堂。新中國成立以後，由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建協和大學、福建省立師范專科學校等單位幾經調整合並，於1953年成立福建師范學院，1972年易名為福建師范大學並沿用至今。
截至2013年9月，學校有福州市旗山、倉山兩個校本部主校區，合計佔地面積3500餘畝，有全日制本專科生25400多人，各類研究生6000多人。設有76個本科專業，涵蓋文、史、哲、理、工、教、經、法、管、農、藝等學科。學校擁有專任教師1764名，其中高級職稱人員947人；校圖書館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藏書380多萬冊；建有各類研究所、研究中心70多個，並擁有現代教育技術中心等教學科研實驗基地。
1908年，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預科成立，選舉程呂底亞女士(Miss Lydia Trimble)為校長。學院預科先租賃倉前山倪厝弄的一處房子為宿舍。
1911年12月，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在倉前山新校址奠基。
1917年，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開始創辦四年制本科專業，首先辦教育系、1921年第一屆本科生畢業。
1921年，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決定向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申請學士學位的授予權。
1922年9月28日，得到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的臨時承認證書。
1931年10月9日，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向中央教育部申請立案。為此，除了學院的課程設置按教育部規定進行了調整外，學院的教育經費也必須按教育部的規定達到了一定的定額。
1933年6月，教育部准許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臨時立案，承認了中文、外語、教育、家政、數理、化學、生物等7個系。
1934年6月，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獲教育部批准永久立案。同年9月21日又得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正式承認具有文學士與理學士兩個學位的授予權。
1935年，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加入美國基督教13所大學聯合託事部。
1938年6月21日，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內遷南平。
1941年，神州淪陷後，日寇入侵閩北、古田大湖阻擊戰是保衛閩北的關鍵戰役。高山峻嶺之間，糧食難以供應。南平駐軍決定趕制20萬塊光餅，穿紮成串，限期送往大湖。華南學院全體師生日夜奮戰，投入緊張的支前工作，並在每袋干糧里附一紙鼓舞士氣的短箋。大湖之役勝利了。學院師生的愛國行動得到軍民們的高度贊揚。
1941年，福州校舍彭氏樓失火，圖書館、實驗室和教室都付之一炬。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彭氏樓重建尚未竣工，延至1946年1月至3月分三批完成學院遷回福州的任務。
1947年3月13日，波士頓大學校長親自給王世靜頒發了人文科學榮譽博士的學位。
1951年4月，院系調整，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與福建協和大學合並成立福州大學。
清宣統三年(1911)，由世界基督教大會推舉的高等教育委員會會長高綽博士(Dr.John Goucher)來福州，與福建基督教六公會聯議創辦大學，幾經醞釀、籌備，於民國四年(1915)成立董事會，以俾益知(W.L.Beard)為主席，推選庄才偉(Ain C.Jones)為首任校長，校名定為福建協和大學((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民國五年(1916)二月，該校於福州倉前山租舊俄商茶行正式開課，將福州的英華、格致、三一及閩南的英華、尋源五書院的高年級學生為一年級學生，總數有81人，但不招收女生。老師專任者5人，兼任者4人。
民國六年(1917)，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承認協大是一所合格大學，並且參照美國大學畢業生的管理辦法，承認其畢業生同樣可取得學士學位。翌年，美國羅氏基金董事會鑒於協大辦學漸具規模，乃逐年指定一筆巨款，撥作添聘教授和購置設備之用。
民國八年(1919)一月，羅氏基金社撥助該校科學館的建築設備及常年維持費，並設科學講座六名。庄校長之兄嫂亦捐建文學院一座，及逐年圖書購置經費。
民國十一年(1922)，學校擇定福州魁岐鄉為校址，於鼓山之麓，閩江之濱，建築新校舍。
民國十四年(1925)，文學院、科學館及大小30座校舍先後落成，為紀念庄校長即以科學館命名Edwin C. Jones Memorial Science Hall。
民國十六年(1927)，校董事會改組、高校長辭職回美，校務收回國人自辦，由校友林景潤繼任校長，並遵照國民政府頒布的私立大學規程報請立案。
民國十七年(1928)，得何氏中國文化研究基金會的津助，擴充文學院各學系。
民國二十年(1931)，國民政府教育部因協大隻有文、理兩科，不符合大學至少要有3個學院的規定，遂准以"私立福建協和學立案。民國二十三年(1934)女生宿舍竣工，始兼收女姓。
民國二十五年(1936)，得福建省政府補助，添設農學與農業經濟兩個學系，開辦農業試驗場。
民國二十六(1937)，並在邵武設立閩北農林試驗場，作為發展農科學系的准備。
抗戰開始，協大就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五月遷到閩北山城邵武。
民國二十九年春(1940)，教育部令農學系擴充為農藝學系及園藝學系，加上原有的農業經濟學系成立農科。同時將文史系分為中國文學系和歷史系，數理系改為物理系。
民國三十一年(1942)四月，教育部批准將"私立福建協和學院"改稱"私立福建協和大學"，文、理、農三科改稱文、理、農三學院。並頒發新校印。於同年10月16日啟用。學校辦學宗旨，據董事會章程(1929年2月經教育部立案)規定，是以"博愛、犧牲、服務精神，研究高深學術，養成高尚健全人格，適應社會需求"為宗旨。因而"博愛、犧牲、服務"亦定為協大校訓。
民國三十三年(1944)十月，福州第二次淪陷，魁岐鄉校舍遭日軍洗劫，留在校內的儀器、設備，無一倖存，連門窗地板也被拆毀，樹木被砍伐三分之二;文學院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十月被縱火焚燒，屋頂及非水泥部分全毀，膳廳、游藝廳及職員住宅，亦壁穿梯折，僅存外殼，總計校舍被毀損失達30餘萬美元。其中以沙氏考古館的損失最為慘重，館中所存古物3600餘件，包括夏、商、周以來的磁器、銅器、陶器、石斧等，是沙善德教授費數十年心血，耗巨資匯集的，均盪然無存。
民國三十四年(1945)五月，日軍撤離福州，八月宣告投降。抗戰勝利了，協大於十一月籌備復員，遷回福州。
民國三十五年(1946)夏，文學院及其他各部房舍先後修建完成，並添建臨時校舍如大禮堂、農學院辦公廳及教職員住宅等計共5座，五月一日宣告復課。經過數月艱巨的工程重整之後，高山蒼蒼，流水泱泱，始重聞昔日的弦歌了。九月二日林景潤校長休假赴美，十月二十日陳錫恩代校長及教師多人由美抵校。
1947年5月16日，協和大學學生自治會在中國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發動全校絕大部分學生計600餘人，沖破國民黨的威脅與重重阻撓，組織福州市有史以來人數最多、聲勢浩大的"三反"("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散發《告福州市民書》。隊伍沿著市區台江、小橋、洋頭口，穿過南門兜，一路直達鼓樓的國民黨省政府，向當局遞交《請願書》。
1951年1月，中央教育部決定接辦協和大學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將兩校合並成立福州大學。兩校合並暨福州大學成立典禮，於1951年4月12日在福州魁岐原協大舉行。新成立的福州大學領導機構為校務委員會，由許彧青任主任，嚴叔夏、王世靜任副主任。
福建省立師范專科學校(下文簡稱"福建師專")為福建師范大學主要前身之一。該校於1941年6月1日，在抗戰烽火中誕生在福建戰時省會永安。
1940年，夏省政府未經教育部同意，從權設置了省立中等學校師資養成所(二年制)，以應急需。鑒於該所受種種條件限制，對解救本省中等"師荒"未能大有作為，省政府和教育廳不久又派專人向教育部力陳創辦福建師專的迫切需要，才得到同意。
1941年4月，著手籌辦，6月1日獲電准成立，唐守謙被任命為校長，8月1日即正式開學。福建師專在學校的性質與任務上，同1907年成立的福建優級師范學堂一脈相承，在福建高等師范教育史上，起著承先啟後的重要作用。
1942年5月，乘春深水滿時節，順流而下遷校南平沙溪之濱的水南後谷。
1946年1月，校址由南平喬遷福建師范教育的發源地-福州烏石山。
1949年3月，發動了"反飢餓、反迫害、反徵兵、反征糧"聲勢浩大的遊行。
1949年8月，師專師生迎來了福州的解放。9月省軍管會接管了學校，仍稱福建省立師范專科學院。
1950年9月，該校即擴建為福建師范學院。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政府決定在與台灣島一水之隔的福建省創辦一所高等院校，為即將回到中國的台灣培養教師和行政人員。
1944年5月，國民政府開始在福建籌建大專學制的國立海疆學校，先設師范和行政兩科。8月，選擇仙游縣私立金石中學舊址作為臨時校舍。1945年1月，開始招生。生源主要來自福建仙游、永春、晉江、漳州及廣東揭陽等地。2月，海疆學校正式開學。
1945年7月，學校奉准遷址南安縣九都鎮。南安九都時期的海疆學校，師資陣容較大，聘任了有許多知名教授。
1946年6月，國立海疆學校又遷往晉江。
1947年1月，首屆二年制學生畢業，畢業生大多服務於台灣等地。
海疆學校自創辦之初，就以"造就專門人才、輔助海疆建設、發展海外事業"為立校之宗旨。前後實際辦學僅僅6年，在全體教職工、校友及海內外各界人士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載入了福建高等教育的史冊。
1950年，海疆學校停辦，師范科部分教師和學生並入福建省立師范學院。
1952年6月，福建省立師范學院並入由私立福建協和大學與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合並成立的福州大學。
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的前身為私立福建法政學堂，這是福建近代史上一所培養法政專門人才為主的高校，也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私立法政專門學校之一。
1911年，私立福建法政學堂正式成立。校址位於福州烏石山西北一帶。
1912年，改稱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
1913年，經民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1914年7月，又經司法部認可。
1925年7月，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改稱私立福建大學。1927年，又恢復稱為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
1929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明令廢止專門學校，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再次改辦私立福建學院。
1932年2月，福建學院正式獲准立案。
1936年8月，依據福建省政府實施整理本省教育方案，調整各大學相同科系，福建學院專辦法科，農科歸並私立福建協和大學。
抗戰全面爆發後，學院初遷閩清十六都白雲渡。1941年4月，再遷浦城大同鄉。1942年6月，三遷返回閩清。
抗戰勝利後，私立福建學院及其附屬中學回遷福州烏石山原址辦學。
1951年夏季，私立福建學院奉令辦理結束，商科四系歸並當時由私立福建協和大學與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合並成立的福州大學，組成福州大學財經學院。
1952年9月13日，福州大學財經學院歸並廈門大學。
1939年4月，福建省研究所成立，附設在廈門大學抗戰期間的遷校地長汀校內辦公，匯聚了一批很有學術建樹的專門人才。
1940年11月，福建省政府令福建省研究所改名為福建省研究院。
1945年，抗戰勝利後福建省研究院遷址福州。
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央研究院在各省均不設立分支機構，福建省研究院可謂獨樹一幟。在福建省研究院創立和發展的僅十年歷史中，前半段處於抗戰烽火之中，後半段處在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
在福建省研究院工作過的有薩本棟、王亞南、汪德耀、傅鷹、林鎔、鄭作新、黃震、朱洗、唐仲璋、何景、章振乾、傅家麟等著名科學家和學者，以及共產黨員楊潮烈士等。
1950年初，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歸屬廈門大學。
1951年，福建省研究院教育心理研究室獨立改為新教育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和工業研究所合並為自然科學研究所，歸屬由私立福建協和大學與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合並成立的福州大學。
1952年，自然科學研究所撤銷，所屬大部分人員轉入福州大學生物系與化學系。
❸ 晉商為什麼衰落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徵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
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准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准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後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准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缺，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鍾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准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於無法振作。
❹ 俄商匯可靠嗎
很可靠 我買過 保真 價格比淘寶等便宜很多 是公司價格
❺ 晉商是怎麼衰落的
晉商曾在明清商界馳騁長達5個多世紀，足跡不僅遍布中國大陸,而且遠涉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壟斷了對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經營項目廣泛，尤以金融業名震海內外，幾乎壟斷了全國的金融匯兌，山西票號被稱為「匯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譽為「第一商人」。
然而，由於晉商本身寄生於封建社會的衰弱病體上，加之自身的軟弱性、保守性、落後性等特徵，在本國封建統治者的壓榨，西方工商業者的不平等競爭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社會暴動的沖擊下，清末民初晉商最終無法適應近代中國的劇變，整體性地衰落了。
晉商崛起於明而鼎盛於清。明代謝肇制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於新安。」[1]據史載，明嘉靖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藩曾為當時天下富豪排名，資產在白銀50萬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親、貴戚、權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賈中，晉商佔了3家，徽商佔了2家。[2]可見，晉商在當時已是一支與徽商共執中國商界牛耳之勁旅了。有清一代，晉商臻於頂峰，足跡不僅踏遍中國大陸，還遠涉俄羅斯、朝鮮、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記》中載：「故晉之人長於商，車轍馬跡遍天下。齊、魯、秦、燕、趙諸大市，執商市之牛耳者晉人。故晉人之富甲於天下」。
《五台新志》載：「有麻雀之處即有山西商人」。晉商不僅活動地域廣闊，而且經營業務也非常廣泛，並且在許多行業居壟斷地位。何秋濤《朔方備乘》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清人衷斡《崇市雜詠》記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晉商)經營」。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壟斷了對日銅貨貿易，占當時洋銅進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辦量達130萬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復盛公」等曾壟斷了對蒙貿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稱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時，票號遍布全國，並在日、朝等國家設立分號，進行跨國經營。庚子事變後票號存放匯兌業務激增，光緒三十二年，匯兌總額達三四億兩，[3]稱雄中國金融界，被譽為「匯通天下」。
晉商活躍時期之長，范圍之廣，積累財富之巨，影響之大，在中外商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際，曾經在明清商界縱橫馳騁，叱吒風雲達5個多世紀的地域性大商幫——晉商卻步入了整體性的衰敗之路，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慨嘆、教訓。
晉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內部因素。
(一)
首先我們從外在因素來分析，主要有三點：
第一，清政府對晉商的肆意壓榨，使晉商不堪重負。
中國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國家歷史悠久，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秩序和小農經濟結構基礎，往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清末，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衰落，政府對商業控制雖相對減弱，但對商人的壓榨卻愈加苛重。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慾望使得統治者加大了對商人的剝奪。上至皇帝公卿貴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皇帝出巡，所經之處，「各商預輸蘇杭間彩鍛與奇玩，路旁結棚如物形，或樓台狀，旁極眩彩。店鋪間待皇帝經過，眾商山呼如雷。」[4]
再如，慈禧六十歲生日時，京城各處張燈結綵，結撰樓閣，金銀宮闕，剪綵為花，鋪錦為屋，每數十步一戲台，令人眩目。而這些奢侈生活的維系，大多是通過巧立名目，增加稅賦，強迫商人捐獻報效等方式而來的。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腐敗統治，內外矛盾激化，鎮壓起義和對外戰爭都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而歷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伴隨而來的都是巨額的戰爭賠償，而政府財政匱乏，於是便將賠償的重負轉嫁給整個社會。商人首當其沖，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晉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擔沉重的苛稅、捐輸、攤派。
史載，光緒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設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從白銀9萬兩上升到22萬兩，葯稅、票稅、鹽價加斤等雜稅每年增加多達20萬兩。[5]如果說，商稅的濫征、重征僅僅使商貿成本加大，利潤減少，競爭能力減弱的話，那麼捐輸攤派的掠奪則使晉商流動資金減少，給晉商發展帶來很大困難，傷了元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鴉片戰爭賠款，清政府向晉商攤派捐輸金額達白銀200餘萬兩。[6]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清王朝為了籌集巨額軍費，推行捐借政策。咸豐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晉商捐銀1,599,300餘兩，佔全國新捐銀37.65%，[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清人徐繼畲（山西人）曾雲：「吾省前後捐輸已達五六次，數逾千萬」，至使出現「富民膏血已罄竭」的嚴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敗無能，使晉商在同外商競爭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圖市約》簽訂後，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的中心，為雙方計價便利，條約規定雙方以暢銷貨為單位（1800年之前用中國棉布，此後改用茶葉），晉商瞅准時機，迅速佔領市場。恰克圖茶葉出口完全由50餘家山西茶商壟斷。平等的商貿給雙方都帶來好處。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間僅恰克圖一地，中國對俄國茶葉出口每年平均達800餘萬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約合白銀320萬兩之多，而同期俄國每年由恰克圖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也達600—700萬盧布。[8]1812—1859年間恰克圖的俄國對華貿易額佔俄全部對華貿易的40%--60%，而中國出口商品的16%和進口的19%也都是經過恰克圖貿易的。
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邊境以及張家口和天津、上海、漢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權。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這樣沙俄在天津獲得享受低於列強1/3稅率的優惠及海關免徵茶葉稅的特權,從而使俄商的貿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晉商則因國內關卡重重，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使販運成本高出俄商許多。
此外俄商還利用特權在漢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現代磚茶廠，採用蒸氣設備，進行規模經營，使生產成本降低。同時，由於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以及京張、京綏鐵路的開通，使俄商運輸成本大大低於晉商所開辟的草原絲綢之路的運輸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於俄商深入中國腹地同晉商爭奪市場。這樣晉商競爭力大為削弱。迫於形勢，晉商只好改變經營策略，採取賒銷茶葉給俄國中小茶商，以吸引顧客，結果大多俄商因破產或惡意拖欠，使晉商遭受沉重損失。1900年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損失達白銀62萬余兩。[9]宣統元年（1909）俄政府又違約宣布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中國商人。而清政府軟弱無能，毫無對策，晉商無法在俄立足，紛紛回撤國內，這次中俄茶戰，晉商遭到重創。
在這種不平等競爭下，曾稱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擠出蒙古市場。國內市場中，晉商發展也遭到嚴重扼制，例如曾作為「匯通天下」的晉商票號由於外國銀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權展開不平等競爭，損失嚴重。江西巡撫李勉林在二十世紀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奪。」[10]關於這一方面，天津匯兌業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天津對上海棉紗款項的匯兌年約白銀100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達半數，錢庄、銀號30%、票號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災害、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使晉商失去了安全的經商環境。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自然災害，社會動亂連綿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頻，世所罕見。全國幾乎無一年無一地不發生災害，「餓殍布滿於道」[12]據駐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僅在光緒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飢荒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死於非命。山西有句民謠：「光緒三年，死人一半」。曲沃縣在三年旱災中人口從285，911人減至35，705人，人口減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稱的平遙大災之後人口也從30萬銳減到19萬。[13]遭災之慘，不可言狀。
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庚子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等社會暴動又使晉商發展蒙上了陰影。天災人禍使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購買力下降，這樣商品貿易額必然隨之減少；不穩定的社會秩序，還使正常的商貿活動受到侵害，商家被搶、商隊被劫。
我們以晉商票號來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起義軍所向披靡，很快攻入兩湖地區，漢口一帶成為戰火的聚焦點。而晉商票號在此設置分號最多，達33家，由於社會動盪無法經營，只好回撤。[14]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京師的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十室九空，生計殆盡」，晉商中的票商京師分號大多遭搶劫，由於與總號失去聯系，無法經營，只好倉促回撤，而事後倖存下來的也都紛紛縮減存款，收縮規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各地戰火紛紛，許多商號破產，晉商票號或被搶，或由於放貸巨款無法收回，各地發生擠兌風潮，資金周轉不靈而面臨破產倒閉危險。據統計，1911年還有24家山西票號，過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閉，1家改製成商業銀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撐。[15]
以上為晉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臨的問題，但為什麼同樣條件下，粵商、浙商等卻經過危機轉化為現代商業資本呢？可見，這是與晉商自身的內在因素有關，以下我們分析一下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
（二）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有四點：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勢力，使晉商走到了死胡同。
晉商在其長達5個多世紀的發展中，一直與明清政府關系密切，將自己的命運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進的車輪上，這雖然對晉商的產生與興盛有很大促進作用，但當封建王朝走向最終衰落時，晉商由於失去政治依託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稱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號為例，我們知道，票號創立本為解決商賈困難，但票商們很快意識到要想生意穩定發展，必須為政府為官員提供服務，尋求依靠。這就密切了票商與政府的關系。
以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及捻軍起義為界，山西票商為清政府和官員的服務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為官吏個人服務為主，第二階段則與清政府財政管理相連接。由於清政府大肆賣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買官，這些人一旦達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無息存入票號，票號再高利放出，從而獲利。
另外，清政府為解決餉銀以及賠款等問題，為便利、安全多求助於票號。例如：左宗堂票號從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晉商票號借款880餘萬兩白銀。[16]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的巨額賠款也是通過晉商票號匯解的。[17]
庚子事變後，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晉商票號的大力支助，感激之餘，大量官款都通過晉商票號存匯，如京餉、地方協餉、涉防經費、鐵路經費、賑款、河工經費等都由山西票號匯解，一時山西票號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活動的代理機構，山西票號得到空前發展。山西票號中日升昌票號1906年14個分號共匯兌白銀3222多萬兩，而其中官款就達白銀2257多萬兩。 [18]山西票號被時人稱為「匯通天下」。
然而隨著清政府的瓦解，貸給清政府的大量款項也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無法收回，同時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聯系，獲取新的政治依託，這樣，晉商票號的政策優勢也因而喪失了，面對近代新式銀行的競爭壓力最終隨著封建社會沒落而走向了盡頭。
第二，由於晉商本身僅只是一種封建體系下的變種，所以具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後性的東西，從而無法適應近代劇變，最終走向衰落。
晉商中許多大商號總部都地處晉中一隅，在其剛興起之時，還可利用山西的地理優勢，但到清末民初時，由於商業重心的轉移，商道改變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方再作為總部，交通滯後，信息閉塞的弊端便顯露出來了。
以票號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號」總部在平遙，曹家「太谷標 」總部在太谷，喬家「在中堂」總部在祁縣等，這些地方狹小偏僻、信息不靈，不能夠從外界汲取足夠的生存養分，無法適應新舊轉換時期的經濟要求，當發生變故時不能適時的做出相應的反應。當近代中國經濟重心轉移，上海等日益成為全國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銀行興起，舊式票號業無法與之競爭時，山西票號大多採取保守態度，無所作為。
光緒三十年（1906年）當時清戶部尚書鹿鍾霖，奉命組建大清戶部銀行並力主官商合辦，邀請山西票號入股時，山西票號各總部卻加以拒絕。[19]仍盲目迷信傳統的舊式經營，而喪失了商機。當組建新式銀行已成趨勢，各分號紛紛要求總號組建銀行，並於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齡，渠本翹等發起倡議組建山西票號聯營的新式商業銀行時，各總部卻由於不了解分號已面臨危機和創設新式銀行的重要性，便堅決反對，致使山西票號又一次錯失了發展機遇。
晉商的鄉土觀念很重，他們常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發展成商幫，著名的平陽幫、澤潞幫、蒲州幫就是由同鄉組織、發展起來的。這種商幫帶有很大的封建封閉性，盡管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部團結，避免了內部競爭，也有利於同外部競爭，但從長遠來看卻不利於商業發展，帶有一種濃重的行會色彩。在人員的選用上，晉商更重同鄉、血緣關系，「肆牛執事，不雜以解籍人」，不利於真正廣泛地吸收人才。
晉商中的「商伙制」或稱「伙計制」即東家出錢，有本土本鄉相知的貧窮者出人營運以充「伙計」，不少地方的「伙計」世代相襲而成為世襲商奴。[20]顯然，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封建性束縛非但不能適應時代，反而成為晉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此外晉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思想上不自覺地帶有了小農的保守性，行為中又缺少高層理論力量的支撐，他們奮鬥了五個多世紀，卻從來未出現一個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這和徽商等產生了明顯的差別，他們出發點和歸結點都集中在農村，他們的人生規范不自覺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晉商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失誤是造成晉商整體衰落的又一至關重要的內在因素。
晉商廣泛採取無限責任的股份公司經營方式和總經理負責制。以票號為例，票號資本，以幾家財東合資者為多，也有獨資經營的。票號宣告成立後，財東便根據自己查訪或聽人介紹，選擇能力可信任的人擔任票號總經理，把票號管理全權委託給總經理，平時的業務往來及人事安排等，財東都不能隨便干涉，任其經營，靜待其按期做出決策報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喪失資金，財東不但不責經理失職，且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振旗鼓」。
總號經理對分號經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經營。同時利潤分配上，票號採取銀股，人力股分紅制，凡投資者為銀股，一般以白銀10,000兩或8,000兩為一股，凡憑資歷，能力頂生意者為人力股，一般經理頂人力股1—1.2股。下面夥友按資歷、能力大小依次減低，最少為一厘。[21]以上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票號的發展，但是卻存在嚴重弊端。
首先這種無限責任公司制，當資不抵債時，財東必須用家產償還債務，大大降低了抗風險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號由於光緒八年（1880年）的一件「雲南報銷案」受牽連，大筆官款被收回，許多儲戶聞訊前來提款，而總號，分號由於周轉不靈，財東只好從自家積財中支取，當時用五輛大車整整拉了一天銀元寶，風波平息了，可元氣卻大傷。後來庚子事變時，乾盛亨數家分號被焚，損失慘重，當面臨再次的擠兌時，東家只能破產，典當家產還債。[22]
其次，晉商經營中片面重視人的因素，例如票號中總經理負責制，一定程度上這一制度使票號前途系於一人之手，而無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總號經理等對票號利潤分配只「分盈不分虧」，使的一人決斷失誤，往往殃及整個票號。
1909年，當蔚泰厚分號的李宏齡等介於激烈的時局變遷，要求總號經理毛鴻翰決策，組建新式商業銀行時，卻因毛個人堅決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機。[23]再次，票號經營多有號規，但是其內容中濃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號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慾望，而不利於提高其人員的經營積極性。比如：不準接眷外出，若干年歸家一次等等。同時，內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盡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華」,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來約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分號經理是否盡職，往往不能及時得悉，一旦捲款潛逃、偽造帳目，便無法補救。這在清末表現的更為突出，「心離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時，票號受到重大損失，就與此有關。《晉商盛衰記》載：「武漢一呼，四海響應。各票莊於此… …多攜款逃歸，自圖安逸… …於是乃束手待斃，一敗塗地矣」。
晉商經營往往資本小、業務量大或資本雖大卻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這樣當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時，往往倒帳的風險極大。例如：太谷志誠信末期盡管其帳面上放款有白銀400萬兩，欠款只白銀200萬兩，但由於時局混亂，放款無法收回，所以在大規模的擠兌面前只有破產倒閉。[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競爭中採取賒銷茶葉給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結果由於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損失慘重。
第四，晉商晚期所滋生的「奢為貴」思想進而揮霍無度也為晉商衰落埋下了伏筆。
晉商中許多著名的商業或金融大集團其創業者都出身貧寒，大多以儉創業守業。例如喬家「在中堂」其創業者出身貧困，迫於生計走西口至塞外謀身，憑著勤儉，在包頭經歷多年的奮斗，才誕生了後來著名的「在中堂」，「復字型大小」。因此其後代多以極其嚴格的規定約束自己，以儉守業。 [25]太谷曹氏也如此，從磨豆腐起家，發展成為跨國經營集團，一度襲斷對俄的茶葉經營。在其所開的當鋪，帳庄大廳上常擺一小磨，並教育其家人及從業人員「勤儉起家」的道理。[26]
也正因為如此，晉商才能稱雄商號5個多世紀。但隨著業務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晉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為貴」的思想，以票號業中的龍頭日升昌為例，其後期經營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業務。由於不斷與官場結交，到光緒年間，號風為之一變，無論總號分號，個個穿著華貴，趾高氣昂，對小型匯兌往往一概不接。經理們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轎，中飽私囊。再看蔚盛長票號也是如此，其漢口分號經理王作梅非常講排場，他夏日所穿的綢衫專門從杭州購來，用名貴的機綢織成，家中各種珍貴的皮貨如金絲猴、水獺、猞猁皮無所不有。 [27]許多商號經理財東醉心於享樂、聽戲、吸食鴉片，為票號經營帶來無窮後患。許多號規被打破，總號分號脫節，管理日益混亂。
蔚子五聯號的號規記載中有這樣一段話：「（近日票號）無如奢風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盡心力秉公辦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遷就者亦屬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獨自鯨吞，我聯號竟有如此人，其與監守自盜何殊」。在號規中記載此事，足見「奢」風的嚴重程度。
在這一風氣影響下，清末民初晉商中許多發生了蛻變，上上下下只圖享樂無心經營，內部隱含著許多敗亡的危機，加快了晉商衰落的速度。曾經稱雄兩個多世紀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個典型。1924年被擠出蒙古市場後，其許多掌櫃卻仍不思進取，只知揮霍，中飽私囊，到1929年最終倒閉了。[28]
正是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外交困的狀況下，作為封建社會經濟與專制政治制度結合的傳統商業——晉商，整體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極生動地展示了封建商業資本的這種悲劇性進程，它不但最終沒有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方式，反而自身卻湮沒在了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腐朽泥潭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