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签订加盟合同时法律注意事项有哪些
签订加盟合同时注意事项
一、签订加盟合同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审核其资格，投资人在签订合同前，有权查阅特许方的企业名称、基本情况、经营业绩、所属被特许者的经营情况、已经实践证明的特许地点投资预算表、特许经营权费及各种费用的收取方法、提供各种物品及供应货物的条件和限制等。以上信息应当在签合同至少十天前提供给投资人；
2、仔细阅读条款，投资人在签订加盟企业预先准备好的合同时，应特别注意，预先准备好的合同并非法定的格式合同，投资人一定要仔细审阅合同内容，有不同意的条款，一定要与加盟企业谈判，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签订合同，以便将来双方产生纠纷时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明确合同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为了确保投资人的利益，合同中必须包括加盟企业所提供的经营技术、获得的培训等方面的条款。合同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加盟企业所赋予投资人的权利;获得的经营技术、商业秘密及经营手册;提供开业前的教育和培训;指导开店准备;提供长期的经营指导、培训和合同规定的物品供应；
4、清楚被许可的内容和范围，特许经营下的门店，属于与总部无资产关系的门店；
5、必要时请第三方进入，这里所谓的第三方就是法律机构或咨询机构。当投资者害怕掉入陷阱或害怕不能全部正确理解合同时可以委托律师或代理此项业务的咨询机构介入，这样可以有效规避风险。以上就是我所要对即将进入连锁业的投资者要说明的一些连锁招商骗局和对策，希望投资者在进入连锁市场前谨慎行事，要时刻保持警惕，要深深体会“加盟有风险，创业须慎重”这句话。
『贰』 电影《明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明天》讲述了男主角何一凡留学归来后，发现女友小云染上毒瘾。为了证明毒瘾是可以戒掉，一凡选择了自己也吸食毒品，然后陪小云一起戒毒。但他也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故事注定走向悲剧：小云跳楼自杀，一凡被关现实中，青少年吸毒已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严重问题。来自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的数字表明，我国最近几年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始终在吸毒人口中占80%左右。据不完全统计，16岁以下的少年吸毒人数有所增加，青少年已成为最易受到毒品侵害的“高危人群”。
目前，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怕学生知道毒品。认为禁毒教育会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冒险尝试；二是认为禁毒教育是公安部门的事，与学校无关。这些认识误区的一个前提，就是目前在校学生吸毒者罕见。事实上，毒品蔓延的速度相当快，若等到毒品在校园时再来教育，则为时已晚。由此可见加强禁毒教育，做好超前预防工作，是解决青少年吸毒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出路。
自1997年国家教委规定把禁毒教育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并正式纳入中小学德育教育教学大纲以来，六年来我校通过“家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青春期专题讲座”、“青年志愿者宣传队”、赴禁毒教育基地参观等多条渠道对家长、学生、社区居民广泛开展了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不让毒品进我家”等宣传教育活动，还组织教师面向市、区专家开了一节“美丽的罂粟花”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学校对学生毒品预防教育的有效性得到家长、社区及区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学校优良的校风带动着周边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对所在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推动作用。学校2001、2002年连续两次评为“石泉社区教育先进学校”、2002年被授予“创精神文明特殊贡献奖”。
至于如何搞好学校禁毒教育，还有待于大家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目前毒品虽尚未在学校出现，但“防患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为好。加强毒品预防教育仍然是学校德育工作一个方面，今后学校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禁毒工作的实践探索：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开展预防毒品犯罪宣传教育工作。
把禁毒教育列为学校教育工作计划中，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结合起来；与学校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与培养青少年树立良好的道德观结合起来，要做到教育工作常抓不懈。
进戒毒所
『叁』 探访青海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普法教育基地，这种基地的创设作用有多大
走着瞧这些标本我心髓那个沉重，原本我不时有所闻有这样多野生动物遭遇盗猎成员黑手。听了森林警察讲诉他俩亲身经历的故事，诚挚的痛感她们诚然很不易于。10日，观光客赵凯昆承受记者采录时说。厕身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不独是世道上高海拔地区底栖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最聚齐的地段，也是寒风料峭生物自然物种资源库。青藏高原辽阔的甸子、广袤的原始林、美丽的湿地等自然景观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
根据，2020年，青海共侦办各类树丛和野生动物刑事案件49起，破获79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必要产品3495余件，涉案价值241余万元。青海省各级树林公安机关共打掉犯罪团伙6个，办理各项涉林行政案件219起。我辈企望更多群众了解到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从未有过买卖就没有杀害。祈望有更多群众加盟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武装力量中。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侦察治安支队一级警长张涛说。法治是人类文明迈入的重要表明，是施政理政的基本方法，是共产党和中原生灵的坚贞不渝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为统筹推涛作浪法治赤县神州建设各条工作，制订本计划性。
『肆』 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教育平台答案
“互联网+智能普法终端”为校园法治教育体系建设提供线下互动，线上教育资源，帮助校园快速完善法治教育体系，让法治宣传与法治教育达成共识，协助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加盟网完成普法宣传教育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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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堂校园法制教育体系建设！
『伍』 我怎么加盟中国教育报，法制报等等
你可以到官方网站上详细了解一下，可以打他们的招商电话或者是去网站上留言。想投资项目一定要去投资总部实地考察，了解项目的真实性、可靠性。再者针对这一项目的其他品牌也要进行相应的比较，选择出最具有优势，适合自己的品牌
『陆』 今年涉教培诉讼超17万件，哪些法律风险对机构最致命
在现今的教育培训行业，经营者的困扰麻烦变得越来越多，除了师资稳定资金链的健康问题。而现在教育培训行业的法律诉讼主要有四个方面。主要在是特许经营和加盟、主体资质、知识产权、广告宣传等问题。
机构广告的宣传问题，机构在打广告时一定不得有以下内容，对升学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资格证书，或对教育的培训效果作出明确的保证性承诺。不得民事相关考试机构及工作人员参与教育以及培训。不得利用科研单位教育机构行业协会的名义或形象作为推荐，这些都是机构管理者注意的。
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培训机构的教学视频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就可以构成机构的著作权作品，如机构开发的，那著作权就属于机构所有，如果是老师开发的，一般是老师所有，但机构可以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机构对于所著作的产品要进行登记加密。
『柒』 特许经营加盟店的店名能否与营业执照的名称不一致（加盟店为个体工商户） 请附相关法律规定，谢谢~
超市加盟店也要在当地办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在当地税务部门缴纳税收。如何缴纳税收，需要看你企业的法律形态、规模和税务部门如何认定。超市缴纳的税收种类主要是：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以及所得税（如果注册的营业执照是公司法人，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是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则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的方式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认定，如果你的年销售额达到80万元以上，税务部门会认定你为一般纳税人，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企业必须账务健全，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如果达不到80万元，一般情况下，税务部门会将你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税务部门是按照查账征收的方式，也就是按照你账面所反映的销售额进行计算你应当缴纳的税额，增值税适用的税率为17%（按照销售额计算），但是可以抵扣你的进项税额（进货所包含的增值税额）；教育附加费和城市建设维护税总共按照你交纳的增值税的10%缴纳；所得税，按照你的经营所得额（实际上也是企业经营毛利额）经行计税，如果注册公司，则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如果不是公司，则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5级累进税率纳税。小规模纳税人，税务部门不会按照你的账面征收，而是把应缴纳的所有税种揉在一起，给你核定一个固定的纳税额，每月按照核定的额度纳税。核定额的大小，由税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同行业的行情进行。
『捌』 儒家与法家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 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 “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 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
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 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更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10]
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后果，季卫东认为，汉代 “以礼入法”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11]不过，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学者“对‘以礼入法’所引起的中国秩序原理的变化及其深远的意义似乎没有充分展开讨论。”[12]也许，武树臣的观点可以作为朝这一方向进行讨论的一个提示。武树臣在讨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和实践时指出，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的方式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而且还由此形成了新的法律样式的雏形——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13]
二、 关于“儒学法家化”
余英时首先提出“儒学的法家化”这一与“法律儒家化”相对的观点。他解释道，“儒学的法家化”不是单纯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远在先秦时代，荀子“王制”和“正论”两篇已给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统中安排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汉初儒学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现乃在于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14]
身为儒家而发挥法家“尊君卑臣论”的代表人物有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余英时把叔孙通算作汉代第一个法家化的“儒宗”。[15]他认为，叔孙通这位“与时变化”的“圣人”把“尊君卑臣”变成了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16]
可以说，如果不是叔孙通的礼仪，汉高祖即使拥有法家用法、术、势熔铸的绝对君权，也不容易感到自己当皇帝究竟有什么威风。仪式、程序使得君主的实权得以演练出来，使臣民在耳闻目睹中受到尊君的“教育”，从而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中获得敬畏的心理，由此才能达到“大礼崇敬”的效果，使草民不敢犯上作乱。礼作为“教”，只有经过“仪（式）”的表达，方可达到目的。叔孙通制礼仪，使曾对秦王朝犯上作乱的逆臣刘帮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儒家的好处，为儒家得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切依法办事的秦始皇虽然仰仗法家的鼎力相助建立了天下统一的功业，却也因法律缺乏应有的弹性而给新生的政权树立了太多的敌人。汉朝之所以能有相对较长的国祚，是因为儒家的加盟为刻板的法律带来了古代经义中蕴含的道德变量，使得对罪的认定从过分强调客观行为，到“原心定罪”的主观考查同时进行，从而大大增加了定罪量刑的灵活性。儒家化的法律实现了刚柔相济。君主并未因法律的弹性而损失绝对的权力——因为灵活处理案件的最终权力仍然保留在作为首席法官的皇帝手里，倒是皇权有了德主刑辅这一阴阳并举的有效载体。
余英时还把公孙弘列为“儒学的法家化”代表人物，他指出，公孙弘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两面派”的开山大师。他的“人主广大，人臣俭节”的主张把“尊君卑臣” 的原则更进一步地推广到君与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争”便是要阉割先秦儒家的“谏诤”传统。总而言之，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愿意损伤君主的尊严。[17]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在董仲舒手上也经过了一番彻底的法家化。[18]
清代的学者如何焯和沈钦韩都力辨公孙弘本是杂家或刑名（法）家，并非真儒者，余英时说这一点并非关键所在。他认为，公孙弘之所以能致身卿相，正是由于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史记·儒林传》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大批的法家改头换面变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学的法家化。[19]但是，如果这位公孙先生果然是法家而打出儒家的招牌，岂不正是法律儒家化的证据？至少，儒学的法家化一定程度上是法家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是法家的法家化。
对于作为法律儒家化证据的“春秋决狱”，余英时却以其作为“儒学的法家化”的证据。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又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余英时指出，汉代的“经义断狱”比戴东原说的还要可怕，人不但死于法，而且同时又死于理。这才是“更无可救矣” ！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断狱”（又叫“春秋决事比” ），把春秋完全化为一部法典，更是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证。[20]余英时这样说，似乎《春秋》本与法律无关。其实，董仲舒潜心钻研的《公羊春秋》本来就崇尚法制。也许可以说，《公羊春秋》本来就是亦儒亦法的。董仲舒只是将其顺理成章地运用于司法实践罢了。[21]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在其与时俱进的嬗变中不断将其在荀子的著作中表达的“隆礼重法”倾向发扬光大，并不需要法家为其补充法制的思想。[22]可以说这是儒家的自我修正，而不一定是象余英时所说的那样属于“儒学的法家化”。
针对汉朝酷吏张汤以“腹诽”为罪，董仲舒通过“经义断狱”把刑罚对象直指人的内心，余英时进一步指出，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到的无数“文字狱”不正是根据“诛心”、“腹诽”之类的内在罪状罗织而成的吗？追源溯始，这个“以理杀人”的独特传统是和汉儒的“春秋断狱”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它是儒学法家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23]
董仲舒把“尊君卑臣”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社会关系方面，于是就产生了著名的“三纲”之说，《春秋繁露》的“基义”篇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教条。现代人攻击儒家，尤其攻击“三纲”说。但事实上，“三纲”说也是法家的东西。韩非“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余英时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渊源于此。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要建立的尊卑顺逆的绝对秩序根本上是儒学法家化的结果。[24]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读错了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孙通之流“缘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象汉宣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肯公然地说：“决不施仁政” ！[25]难怪朱熹说，到他那时为止的一千五百年之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26]
章太炎指出，明清两代儒法在政治上互为表里的历史事实，则是无可否认的。余英时进一步说，儒学的法家化不限于汉代，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27]
三、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
在《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一书中，梁治平各以一章篇幅谈“道德的法律化” 和“法律的道德化”，使得法律与道德在中国法史上的双向渗透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这一过程也许可以说成是儒法两家思路的互补性平行推进，共同铺就封建制度的两条路轨，从而实现法律与道德、礼与法、法治与德治、儒家与法家、术与治、政教与刑罚、隆礼与重法的合题。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梁治平首先强调秦汉法律中都有合乎儒家精神的内容，进而指出儒法两家共同参与了秦汉年间汉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他根据沈家本《汉律摭遗》的考证，认定“不独汉律中多有合于儒家精神的内容，秦律也不纯是非儒或是反儒的。”[28]梁治平又根据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以及“封珍式”的部分案例得出结论说，秦汉法律即使‘纯本于法家精神’（瞿同祖语），内中亦有许多基本上也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不但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而且表明了它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特别是表明了汉民族于秦汉两朝数百年间，为完成历史转变，共同建构新价值体系所作之努力的同一性与连续性。[29]
梁治平认为，在用法律执行道德方面，秦先于汉。他指出，虽然在秦代的法律里面，确实有些内容与儒家伦理相悖，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秦法是在系统的反儒思想指导下制订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不但发现儒、法两家思想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上保持着一致（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在秦、汉的法律里面，也可以发现不少一般说是合乎儒家伦理的信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人自觉地运用法律来执行道德，实际是走在了儒家的前面。早期儒家虽然没有完全地排斥法律的功用，毕竟由于过于热诚地推崇德治而表现出轻视刑政的倾向。从这一意义上讲，汉儒后来在法律中重建价值体系，确立以刑弼教的原则，虽然是远承三代之传统，却也是直接受秦制影响的。[30]陈寅恪甚至认为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他说，《中庸》之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得以实现。[31]
四、儒法两家的异同
（1）儒法两家的差异。关于儒家何以受欢迎，法家何以受抵制，李约瑟有很有趣的评论，他说，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如果对儒家不断的陈词说教感到厌烦，那末只要一读法家的著作，就会回头来对儒家表示热烈欢迎，并体会到儒家的某种抗拒暴政的深刻的人道主义了。[32]
侯外庐从如下几个方面讲到儒法的不同。他说，礼在于‘别’，而法在于‘齐’。[33] 礼和法是不同的统治阶级的工具，‘礼’是旧的贵族专政的法权形式，即区别贵贱尊卑上下的法度；‘法’是国民阶级（贵族、自由民、手工业者）的统治人民的政权形式。从礼到法的转变具有一系列的斗争，一方面，从晋铸刑鼎，郑作刑书以来，所谓弃礼用法就遭受公族的反对，说这样就破坏了上下之别，贵贱之度，长幼之序；另一方面，法家刑公族以为法，废公族以立威。[34]侯外庐认为，以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的矛盾为时代的危机，是诸子的共同看法。但儒家把危机的责任委之于破坏礼乐的小人，而法家则以危机的罪过归之于亏法擅为的氏族贵族；儒家以礼乐为调和矛盾的平衡器，而法家则以法术为解决矛盾的手段。[35]
冯友兰解释了两家的不同功能。他说，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36]
（2）儒法两家趋同之处。汉儒在为儒家思想寻求行世机会时逐渐从原儒的君臣关系相对论过渡到君臣关系绝对论，于是就与法家殊途同归，都主张为了君主一统天下而厉行思想专制。有趣的是，法家发现，为了君主的一统，必须禁绝儒家；儒家发现，为了同样目的，必须根除法家。这一点可从比较李斯与董仲舒的两段话看出来，只是李斯的主张里多了对违禁者的严厉处罚：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在一份奏章中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之制，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引文中有删节）
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上书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引文中有删节）
另外，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陈寅恪却认为，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也许，两位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立论与其说是表明儒法两家的不同，不如说恰好证明两家有内在相通之处。个中原因，也许正象梁治平所言，儒法两家共同参与了秦汉年间汉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
五、余论
陈寅恪、瞿同祖讲“法律儒家化”，是因为站在儒家立场上看汉、晋时代儒家对法家传下来的法律的改造，看到了“法为儒用”的一面；余英时讲“儒学的法家化”，是因为站在批判法家的立场上，看到了儒家思想中法家的一面。对诸如春秋决狱这样的史实的不同见解，恰好说明这一史实具有的丰富意义。正是通过不同的释义，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正象儒法两家可以互补一样，学者的不同解释也可以互补。在这一意义上，梁治平对法律与道德的互动作出的精彩分析，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法文化史提供了恰当的框架。
也许，我们看到的儒法对立只是一场外行看热闹的误会，在时代变迁中两家为了使自己从理论化为现实社会的动力而有意无意形成的精神深处的契合，才是它们关系的真实写照。由于两家最终都采取为君主服务、又借君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策略，使得它们终于弥合了因分别强调道德自觉、法律强制而造成的分裂。
其实，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 “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要实现从治民到民治，也许我们非得在儒法两家之外另辟蹊径，在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谋求另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