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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世紀初中國新式學堂的迅速發展的原因
1、科舉制的廢除
現代學校的建立與科舉制的廢除有著密切的關系。科舉制產生於隋代，完善於唐代。科舉制的創立在當時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它取代了在隋代以前的九品中正制，不以門第高低，出身貴賤的標准來選拔官員，所有的寒門子弟都可以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實現「學而優則仕」的理想。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科舉制在明清時期逐漸僵化，考試內容被局限在四書五經之中，致使讀書人的思想被鉗制，科舉制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也是現代學校體系建立的主要障礙。
2、學堂的普遍建立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國內已經建立了一些新式學堂，如1861年在北京建立的京師同文館，1866年在福州建立的船政學堂。但是洋務派創辦的這些新式學堂大都以培養專門人才為主，願意上這些學校的人非常稀少，人們還是將科舉視為正途，這些學校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維新變法運動前後，新式學堂的設立開始普遍起來。在維新變法之前，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萬木草堂，1894年嚴復在北京建立通藝學堂，1897年王先謙、陳寶箴在長沙設立的時務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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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背景
清末新政期間，新式學堂開始大量建立起來，我國近現代學校體系逐步建立起來。1901年9月慈禧太後在西安頒發興學詔書指出「除京師已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1901年秋，山東學政秉承袁世凱意旨諭令各州縣生員 ，提出科舉變通的方向是「廢八股而重經義 ，試史論而策西學」，要求生員 所學必以經史為主 ，而兼習西學 ，並開列了 48 種中西圖書 ，供生員研習。
這雖不免有中體西用的味道 ,但其引進國外的 先進科學技術、教學方法、教育制度的鋒芒咄咄逼人。在袁 世凱離山東巡撫任的前夕即 1901年11月4日 ，他制定了《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分四章 ，即學堂辦法、條規、課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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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近代新式教育體系與科舉制度的差別
（陝西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摘 要：中國近代新學制的建立是與新式學堂的興起及學習西方教育相伴隨的。在學習西方教育的基礎上才有新式學堂的興起，有新式學堂的出現才有近代新學制的誕生，最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建立起近代第一個真正實施的新學制。所以，中國近代新式學堂興起以及與其相伴隨的新學制的產生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關鍵詞：新式學堂；新學制；西方教育
中國近代新學制的產生並非歷史發展的偶然產物。陶行知在《中國建設新學制的歷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時勢的產物。學校制度亦不違反這原則。時勢如此，學制不得不如此；時勢如彼，學制不得不如彼。時勢變遷，那應時勢需求而來的學制亦不得不變遷。」 近代中國新學制的構建是與新式學堂的興起及學習西方教育相伴隨的。
一、新式學堂的興起和發展是學習西方教育的結果
（一）在中西的強烈對比中學習西方的必要性
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大炮和兵艦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將中國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浪潮中。正如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 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一種特殊形式的接觸。封建主義制度的落後、腐朽與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鴉片戰爭時，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進行工業革命；中國仍是封建專制政治統治，而西方已進入資本主義200餘年；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盡管出現過古代的四大發明，但是到了近代科學技術卻大大落伍了；而文藝復興後，西方國家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出現了許多重大的發明和先進成果：主要有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笛卡爾的幾何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在中國封建儒家思想束縛人們頭腦的時候，西方的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已經廣為傳播並付諸實踐。因此，鴉片戰爭時的中國社會仍處於封建、保守、封閉、落後狀態，而西方社會則先進、開放、發達。根據我國著名學者任繼愈教授提出的文化發展勢差理論，不同文化接觸後，高層次的、先進的文化必然影響低層次的、落後的文化。這種現象如水之趨下，不可逆轉，所以稱之為「文化勢差」。 這種差距和不平衡的態勢決定了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必然向落後地區流動。在中國近代，這種流動的方式是用戰爭強行打開國門，西學在大炮的轟擊下輸入中國。從此，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政治、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沖擊，不僅有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還有日益尖銳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中國作為落後地區，要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完成近代化教育的歷程，就必須向西方先進國家和地區學習。
（二）清末中國傳統學校教育的腐朽衰落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和經濟已是千瘡百孔，傳統教育危機四伏。
1．科舉考試弊病叢生。首先表現在學校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科舉考什麼，學校就教什麼；科舉怎樣考，學校也就怎樣教。科舉考試的內容空疏，形式專制，考場作弊現象嚴重。「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實不足以得人」；「詞賦只尚浮華，而全無實用」， 八股文的結構束縛了士子的思想。科舉制度舞弊成風，冒名頂替屢禁不絕，加上八股取士，致使不學無術之徒充斥晚清士林。
2．學校名存實亡。清末的封建學校教育制度，無論官學還是私學，盡管形式很完備，但由於官場腐敗，科舉舞弊，學風陳腐，這些學校變得有名無實。教育內容空疏無用，教學活動也無法進行。如最高學府國子監，也無嚴格的管理制度，學堂混亂，學生入監讀書，不過是為了取得一個進身做官的資格，毫無讀書求學的渴望，他們常是口銜煙袋，手捧茶杯，東游西盪。學校已是案位空閑，書聲無聞，取消了「坐監」制，允許學生在宿舍自學，只要在初一、十五來監聽兩次課即可，教官多是衰老庸劣，濫竽充數之輩。學校只具虛名，而不能發揮實際效用。在民族危機的重要時刻，封建舊的學校教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培養不出具有真才實學的人。
3．士風學風衰敗不堪。清政府對外實行閉關鎖國，對內大興文字獄，採取高壓政策進行思想鉗制；知識分子長期鑽在故紙堆里，孤陋寡聞，不思進取，逃避政治，研究與現實毫無關系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學，形成了許多以考證為主要特徵的學術流派；民族精神空虛乏力，思想界呈現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社會上形成了「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不正學風，這樣的學術氛圍是不可能造就有真才實學的人才的。
（三）學習西方建立新式學堂
晚清腐朽的學校教育制度已經衰敗，培養的人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西方列強的船堅利炮，於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清政府官員，親身感受到西方列強的先進和強大，他們認為，西方列強「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因此，只有學習西方國家的長技，才能制服洋人。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大量湧入中國通商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頻繁，使得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急需大量新式洋務人才，而舊的封建教育又不可能培養出這種新式的、近代化的人才。因此，人才問題非常突出，要求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教育、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再加上洋務運動期間開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急需大量的近代科學技術、軍事技術、外交等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洋務運動初期,國內具有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非常短缺，即使是早期教會學校的畢業生也不能滿足人才之需。因此，洋務人才的缺乏成為制約洋務運動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面對人才壓力,洋務派只好採取創辦新式學堂的方式，培養系統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及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從1862年開辦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開始，到1900年創辦江蘇武備學堂為止,30年時間里洋務派共創辦了近40所新式學堂。這些新式學堂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外國語學堂，主要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新疆俄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第二類是工業技術學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學堂、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工藝學堂、廣東實學館、福州電報學堂、天津電報學堂、上海電報學堂等；第三類是軍事學堂，主要有南京陸軍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在這些近代新式學堂中，教育內容已涉及到國內舊式學校沒有的近代自然科學與技術方面的知識。
二、近代中國新式學堂的創辦過程
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中出現了「本末倒置」，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特有的現象。中國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不僅與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不同，而且與中國周邊國家（如日本）的情況也有差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先發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發展專門教育、高等教育，而中國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以語言學堂的創辦為開端，接著是軍事技術學堂、各類實業學堂，然後再回過頭來發展初等教育、高等教育。這種「本末倒置」現象體現了近代中國人在一次次戰爭失利下的被動性和急於求成的心態。
從1862年6月11日創辦的京師同文館開始到1905年清政府「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為止，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開辦走過了44年的漫長歲月，經歷了洋務學堂、維新學堂和新政學堂的開辦三個歷史發展時期，與此同時，科舉制度也最終被近代教育制度所取代而退出歷史舞台。
洋務教育是近代中國官辦教育的開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在內憂外患中產生的洋務派，為挽救民族危亡，應付日益頻繁的外交事物，以及在創辦洋務事業過程中對於各種新式人才的需求，深刻認識到：「自強之道，以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學堂為先」， 因此洋務派創辦了一系列新式學堂。從1862年洋務派創辦京師同文館到1890年最後創辦江蘇武備學堂為止，幾十年間洋務運動共創辦新式學堂近四十所。主要涉及外語學堂和軍事技術學堂兩大類型，其中京師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是清末洋務運動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兩所新式學堂，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洋務學堂的產生，適應了「西學東漸」這一主流趨勢，所開設的教育內容主要有外國語、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等「西學」課程，成為和封建教育區別的重要標志。洋務學堂為近代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翻譯人才、外交人才、海軍人才和科技人才，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國教育近代化進程。
如果說洋務派創辦的新式學堂停留在學習西方長技的器物層面的話，那麼維新派建立的新式學堂則深入到制度層面。維新派認為，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不良，學術落後，所以，變法的根本在於培育人才；人才的興旺，在於開辦學校。主張將教育改革作為變法之本，因而積極倡導新學，當時維新派創辦了許多新式學堂,尤以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和譚嗣同、黃遵憲等主辦的時務學堂影響最大。還有盛宣懷創辦的北洋西學堂和南洋公學以及梁啟超等人倡議的經正女學，可謂是領風氣之先。其他類型的有通藝學堂、瀏陽算學館、紹興中西學堂等，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培養了許多新式人才。此外，在百日維新期間，規定將書院改為兼習中西學的新式學堂,省會辦的書院為高等學堂,府城辦的書院為中等學堂,縣城辦的書院為小學堂，地方自行捐資辦理的社學、義學等也要一律中西學兼學，將民間祠廟不在祠典者也改為學堂，明令設立京師大學堂。這些新式學堂的設立對新政期間新式學堂涌現起了效應作用。
新式學堂的大量涌現出現在清末新政時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下令全國各地書院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指出「人才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各地紛紛響應清廷的興學詔書，新式學堂在新政時期如雨後春筍般獲得大發展。據統計，1903年，有新式學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476所，1905年達8277所， 其發展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像。從中可以看出，此時的新式學堂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主體，從而促進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實際進程。
三、近代中國建立新學制的理論基礎
洋務教育是近代教育的開端，在許多方面給中國封建傳統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但是，對學制的建立則無所建樹，30幾所新式學堂是洋務官員們各自為政建立起來的，缺乏全國性的整體規劃和學制系統。洋務學堂屬於中等教育性質的新式學堂，向下沒有初等教育與之銜接，向上沒有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研修。然而，實踐上的徘徊不前並沒有阻擋理論先行，國人在學制的出台上經歷了一個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並逐步構建起中國自己的新學制理論體系。
第一，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提出了關於建立新學制的建議。1860年他到太平天國都城天京訪問時，與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洪仁玕討論了太平天國事業的方案，提出了七條教育改革的建議，其中的四項與建立新學制有關，如「為民眾建立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並以聖經為教科書之一。」 這一思想已和資本主義的學校制度大體上類似。
第二，隨著中國對西方教育的逐漸加深，一些人懷著羨慕的心情把西方的學制展現在國人面前。中國第一個出訪歐洲的官員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的《職方外記》中介紹「歐羅巴諸國」廣設學校的情況: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鄉、一邑有小學。兒童自七八歲入小學，學成後優者進入中學，中學學成又優者進入大學。同治十二年（1873），李善蘭在《泰西學校論略序》中對德國學制進行了介紹，將德國學校制度歸結為「其國之制，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此外，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中，薛福成在《出使四國日記》中均介紹了日、歐諸國三級設學的制度。
隨著西學的傳入，一些西方傳教士如花之安、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也紛紛著書，介紹西方的學校教育制度，對當時的學制宣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清末教育改革啟發很大。
第三，構建新學制的輪廓。隨著西方學制的宣介，國人開始構想中國自己的學制，建構了一系列新學制輪廓。鄭觀應在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建議「仿照泰西程式，稍加變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小學而升中學，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學而升大學。」 初步勾畫出設立三級學校的中國學制的藍圖。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上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縣皆設學堂」 ，不僅建議進一步推廣新式學堂，還對課程設置做了詳細的計劃，使中國式的學制構想進一步系統化。
第四，隨著維新運動的日益推進，康有為、梁啟超等順應當時對教育界普遍要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中國學制的呼聲，並力圖扛起大旗，領導這場學制變革。1898年在變法期間，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依據本國情況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為我國近代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康有為還具體提出了成立學部這樣的教育行政機構。在「百日維新」中部分實施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學制體系和方案，如「廣設學堂，提倡西學」等。但「戊戌政變」使「維新變法」百日而終，也使新學制魂斷十九世紀。
四、近代中國新學制的誕生
在國人構想建立新學制的過程中，教育刊物《教育世界》對日本近代學制也作了介紹和評述；同時，清政府也派官員對一些國家的教育制度進行了實地考察。這些都為建立新學製作了必要的准備。
1901年在民族危機的壓力下，清政府實行「新政」，頒布「興學詔書」，把全國各地的書院均改為學堂的舉措大大推進了近代新式學堂的發展。因此，新式學堂的發展，特別是小、中、大三級學堂系統的形成，呼喚近代學制出台，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學制體系便提上日程。
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學大臣張百熙擬訂的《欽定學堂章程》。這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學制，也是我國第一個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學制系統，但因故未能實行。
1904年1月13日由張百熙、張之洞、榮慶重新擬訂了一個《奏定學堂章程》，並公布實施。它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完整的學制系統文件，因這一年為舊歷癸卯年，故又稱「癸卯學制」。該學制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以尊孔讀經為宗旨，內容比壬寅學制更詳備。「癸卯學制」的體系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和師范教育三大系統。整個修業年限長達26年，即使不將通儒院5年計算在內，修業年限也長達21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學制。
「癸卯學制」的制定和實施，不僅為中國新型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也促進了各級各類新式學堂的發展。據統計，到1909年，全國已有小學堂51678所，中學堂460所，高等學堂127所，師范學堂514所，各種實業學堂254所。 所以，「癸卯學制」是近代以來學習西方教育的系統性成果，也是近代中國教育改革的承前啟後之作，在中國教育近代化發展中具有標志性意義。
E. 清政府為什麼要費除科舉考試
文化教育上，廢除科舉，興辦學堂，選派留學生。
清政府推行新政，在辦理外交、整頓吏治、編練新軍、改革財政等方面無不急需新式人才，廢科舉、興學堂成了清政府考慮的另一個重點。新政伊始，清廷詔罷時文試帖，改試策論，停武科舉，許各地興辦學堂，但收效低微，張之洞等人指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390頁。)。1903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請將科舉中額，按年遞減，三科減盡。1905年，袁、張再次會奏，請「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光緒朝東華錄》（四），第4999、5390頁。)。清廷笤准，延續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至此廢除。
廢除科舉過程中，學堂漸興。新政之初，詔派張百熙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並詔令各省書字一律改為大學堂，各府學及直錄州學改為中學堂，各州縣學改為小學堂，各地多設蒙養學堂。1904年，清政府頒布張之洞、張百熙制訂的《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統一全國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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